经济产业研究所教职研究员、青山学院大学副教授
“由于上了年纪,动不动就生气,真让人没办法。”据说,退休后妻子嫌弃丈夫的理由多半是由于丈夫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一遇到出乎自己预料的、不顺心的事就义愤填膺。对于中国的崛起,最近日本出现了“空洞化”批判、“通货紧缩出口论”、“人民币汇率过低”等言论,显示出日本丧失自信后心态的不平和。
最出乎日本预料的是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速度如此之快。至今为止,在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的东盟(ASEAN)并没有出现与日本相竞争的企业,反倒是日本的出口随着当地市场的扩大而大幅增长。日本建在ASEAN的生产基地所生产的产品多出口给第三国,小心地避免了对日出口扩大乃至影响国内雇用的情形的发生。但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不仅在质和量上有保证,还拥有工程师、开发技术人员等高级人才。中国不断地培育出具有优良的技术吸收能力、富有竞争力的地方企业,而看重这种竞争力的日本企业大量到中国投资,由于地理上的原因等,造成了对日供给的扩大。日本媒体大肆渲染中国从结构改革迟迟不见进展的日本“夺去了就业机会”。
新兴经济的发展势必伴随着正负两种效应。就中国来说,仅仅由于其国家规模巨大,就使得人们对其经济发展的认识既有持有极端乐观的,也有悲观的,相互交织一起,各种信息如洪水一般到处泛滥。本书给人深刻的印象是与其他高谈阔论中国好坏的书籍不同,始终将视角放在日本,放在日本应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这一点上。这与作者的经历有关,作者是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通产省(现经济产业省)工作的官员。80年代的主要工作就是解决与美国等国家频繁发生的贸易摩擦,思考“过强”的日本经济的存在方式。从作者的经验来看,当初美国虽然对日本怒不可遏,但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日本的长处,重新站立了起来,目前日本也只有象美国当年那样寻求转换,才能复兴经济。
在那些站在中国悲观论立场的人们来看,有什么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呢?中国的国营企业问题重重、财政负担沉重、知识产权问题等法制不健全,腐败现象严重、开发主义置环境的破坏于不顾,还有无视因加入WTO而不知所措的数亿农民的存在而宣布推行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政治体制。只从负面来看,日中关系的确与共同拥有市场经济和民主主义框架的日美关系不同。但是,有负就有正,一定还有好的一面。作者在书中肯定了中国上至政府下至企业都不计前嫌,认为是好的东西就引进的积极灵活的做法。实际上这正是80年代日本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强盛的精髓所在。
对于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日本而言,重获80年代的活力并不容易。美国是移民国家,所以具备青春常驻的特殊条件。为此,作者提倡积极促进日中之间从物资乃至人员和资金在内的更为自由的往来,让中国的经济活力直接影响日本。日本人至今还不能摆脱位居亚洲雁群之首的垂直型思想方法,而这种垂直型模式又多用于以国家为单位思考问题之际。但是,对于中国经济,以平均值的形式,从国家范围来看并没有多大意义。“中国崛起”正是要求日本放弃这种垂直型的思考方式。放弃了这种想法,就会像作者所主张的那样,中国在日本人眼中的形象就会发生改变,变成向老龄化严重的日本提供丰富人才、重振日本的旅游、温泉等事业的国家,变成提供高收益的投资机会、为改善日本企业和居民生活做出贡献的国家。从广场协定至今,日本人一直以严谨认真的精神为东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发展是今天日本极为宝贵的资产。虽然本书不是按步就班地阐述问题,但是书中所提议的与其义愤填膺,不如从战略角度考虑如何开发现有资产的论点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