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我却在中国看见了似曾在日本见过的景色。

　　笔者于1980年进入通产省工作，并被安排在“商政课”的最基层锻炼了两年。在见习期的第二年，由于全国各地的大型超市进驻与当地商店街之间频频发生纷争，处理得很辛苦，但工作的第一年却是风平浪静的。

　　所谓商政课一言以蔽之就是负责“流通”行政的部门，这里流行一个口号叫做“流通合理化・系统化”，并促进连锁店系统的普及、物流中心的建设以及零售业的协作化、集团化、订购以及物流的系统化。

　　制定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POS）标准规格，建立系统化普及的基础，可谓是流通行政的得意之作。1982年7-11超市为提高订购效率，决定全面采用POS标准体系，原印条码（Source Marking，指印在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的趋势在消费品厂家迅速得以普及。这得益于铃木敏文先生慧眼识珠，由此夯实了EDS（电子数据系统）在日本流通领域的普及。

　　然而，在此之前的POS推进政策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毫无建树，就连通产省以及通产省的预算提交部门大藏省也说“没有效果的政策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言下颇有讥讽之意。对该批判进行抗辩并向大藏省申明该政策意义的是次席科长辅佐的工作，当时担任该职务的是现任金融厅长官佐藤隆文先生，当然这是闲话(^_^)。

　　之所以推行该项政策是为了“使落后的日本流通业走向现代化”。日本在当时虽然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社会上依然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模式”。这让人感觉到“日本依然非常落后，必须吸取欧美的先进事例尽快追赶”，其中似乎流通领域正是日本最落后的典型代表一样。

　　翻阅过去的资料我们发现，“流通合理化”政策的开端并非很久远，而是始于昭和 40 年代（1965―1975年）的前半期。从昭和 30 年代后半期日本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开始，物价上涨非常显著，并成为一个社会化问题，这正是“流通合理化”产生的契机。

　　政策立案的背景在于生产性的视点。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实现了完全就业，工资水平也开始上涨……因此带来成本增加，于是擅长提高生产性的制造业能够消化，但“被称为黑色大陆”的流通业依然如故，他们为“无法雇佣到人而发愁”，在生产性没有得以提高的情况下，其工资却随同当时的行情而上涨，这样就将成本增加转嫁给整个经济。由此流通部门的低效率引起通胀，损害整个经济的成长质量，而应对该问题的对策就是“流通合理化、系统化”。

　　两年见习生活中让笔者明白的一件事就是“流通很重要”。如果流通部门不在销售末端坚决消除多余库存、节省成本，并且不能迅速将销售行情、销路信息向上游的制造部门传达的话，那么无论制造部门如果努力推行“精益生产方式”都将是徒劳的。虽然当时的“流通=最差领域”的认识是否完全正确值得怀疑，但无论怎么说，此后推行的流通系统化和信息化都对提高日本经济生产性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

　　写到这里，想必各位能够明白笔者之所以旧话重提的原因了吧……笔者感觉现在中国物价陡然升高的这种情景跟当年的日本是非常相似的。

　　中国在过去10余年的时间一直处于通缩状态，然而自去年后半年开始物价上涨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去年7月同比增长5% ，而到遭受雪灾影响之后的2008年2 月份更是达到了8.7%。物价上涨的主角是计算CPI时占最大比重的食品，特别是由于生猪供给处于低谷，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猪肉同比前一年度暴涨5成。甚至有猪肉将从中华料理中退出的危险！

　　物价突然飙升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过剩流动带来的经济过热现象；第二，以能源为首的原材料的成本增加；第三，收入和消费的急剧增长（去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17%，农村地区也实现了近16%的增长幅度，而居民的消费额则增长了18%）。

　　这些理由都具有说服性，但衣服和家庭用品的物价却保持平稳，甚至有所下降，都无法仅仅从宏观方面或者货币方面对这种物价上涨加以说明。于是，笔者认为应该从稍微微观的层面进行考察，由此想起了从前日本的经历。

　　关于中国流通的资料非常匮乏。应该是每个商品类型或流通渠道里的交易特征,商业习惯和业界构造等都成为像“流通学”这样的学问或者研究对象，然而这对业界人士来讲都是在“不讲也都知道”的“沉默知识”层面。在这10年之内，城市大中型零售店激增，然而大多数都是不动产业将卖场租给厂家，即不动产租赁的色彩很浓，采购、销售等流通固有的功能（所谓的“商流”）的高度化却未见有任何进展。从以现金交易为主的决算方式来看，也难以认为采购•结算的系统化有所进展。

　　其中，最为明显、特别落后的就是物流，能够看出其中存在着过度依赖卡车运输的现象。由于全国高速公路网初具规模，运费低廉，驰骋在高速路上的卡车不但破旧，而且往往超载，因此时速只有50~60km。因此这是一种“便宜无好货”的物流，而且物流成本在销售额中所占比例在2005 年中国所有行业中平均为8.1%，大大超过日本的4.83%，因此绝非“低成本”（据日通总研调查）。

　　现在中国的经济中，通信、电力等国有大型企业依然是垄断行业，而垄断的利弊也广为争议，另一方面，其他普通的自由行业，诸如制造业、流通业等处于“群雄割据”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具有“市场经济”性格的。然而从反面看，却未能看到对制造、流通进行统合和管理的举足轻重的行业领军人物。如果在推行流通的高度化和系统化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推进垄断，推进标准规格的普及当然好，但当国家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却杂乱无章的状况下是不太可能的。在这种动向出现之前，中国还会继续为经济过热和接近完全就业状态而带来的物价升高而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