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上俊哉 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咨询师

日本的《不便告知的真相》(其一)
2007/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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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开始学习气候变暖问题,特别是《京都议定书》的走向问题,其中一半是出于个人的关心,另一半是出于工作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我这个门外汉也明白了一些事情。可能这些内容对那些很早就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来说都是小儿科,不过,还是请继续读下去吧。

  气候真的变暖了吗?其原因在于二氧化碳等人为排放量的增加吗?对这些问题,日本国内存在着“肯定派”和“怀疑派”两派,并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就在2月初,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 4 次评估报告第 1 工作组报告书出台,其中,“因为人为原因,大气中的温室效应气体(二氧化碳、甲烷、二氧化氮)的浓度显著增加……基本可以确定,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暖的原因”,“地球的平均气温在过去的100年间上升了0.74 度,预计在本世纪内将上升约1.8 至4.0 度……而海平面预计在本世纪末将上升28~58cm” 等内容令人记忆犹新。

  对于上述预测结果,“怀疑派”给予了批评,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以气候变暖为前提建立的公式来模拟计算的话,当然会得出这个结果”,但是面对下述意见??“为了子孙后代,即使存在着不确定性,对于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我们还是应该采取预防性措施”,“怀疑派”寡不敌众,渐渐失去了发言权。

  对于下文将要提及的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机制,“怀疑派”也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那是“某些家伙策划的将环境作为赚钱工具的阴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金钱”是非常敏感的东西。现在排污权交易方兴未艾,连发展中国家也卷入了排污权交易的“牛市”之中。个中原因虽然也与上述阴谋有关,但我认为还是敏感的“金钱”也已确信“防止气候温暖化这个世界趋势不可动摇” 的结果。

很多新闻让人们生出“这就是趋势”的感想。或许是因为飓风“卡特里娜(Katrina)”的影响,也或许是因为对气候变动问题一贯采取轻蔑和敌视态度的布什政权在选举中大败,连美国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转变,阿尔・戈尔主演的电影《不便告知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大受欢迎。同时,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在去年末决定对在欧盟范围内起降的飞机采取措施,限制导致气候变暖气体的排放(通过法案),那些不遵守限排规定的外国航线将不能在伦敦或者巴黎开设航线。据说英国公务员为了抵消以前出差时排出的二氧化碳,必须购买排污权配额,这已经成为一种义务。前几天听人说,英国超市巨头特速购(TESCO)发布消息称将在全部上架商品上标注二氧化碳排放量。

  若这些措施得到推广,可能会引起各种国际贸易纠纷,比如将商品、服务贸易领域的国内措施应用于国外,歪曲贸易后果等等,但还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即“趋势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全球化企业,特别是那些购买或供应量巨大的流通商等纷纷加入联合国制定的“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这表明社会对于CSR(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的关注之高。如果美国的沃尔玛公司(WAL-MART)和法国的家乐福公司(Carrefour)等全球化流通企业也追随特速购(TESCO)实施二氧化碳排放量标注活动的话,这场运动就会如雪崩一样扩展开来。

  1997年《京都议定书》谈判时,欧洲(欧盟15个成员国)强行提出了“欧盟内部调整(EU Bubble)”这一概念,即按照各成员国国情与经济发展情况实行差异性分配,共同完成减排任务,但另一方面却要求其他国家单独实现各自的减排任务。对这一做法,日本国内产生了强烈的愤懑情绪,认为极不公平,但是看到上述新闻之后,我就感觉欧盟主要国家也在作出认真的努力。即便像荷兰那样完不成减排目标的欧盟成员国也一直在为获得排污权而积极努力。

  相反,日本却对《京都议定书》提出了各种质疑,表示出了强烈的反感,比如“欧盟自私自利”,“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第一的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第二的中国虽然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却享受不承担减排义务的‘非附件一国家(Non-Annex I Parties) ’待遇”,“为什么要给予俄罗斯‘热空气’(Hot Air,指的是经济转型期国家因经济萧条而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且授予这些国家可卖出指标的奇怪“特权”)?”。在这些反感的背后隐藏着日本更大的不满,即“日本本来就是节能效率世界第一的国家,但为什么对日本过去‘绞尽脑汁’作出的成绩不做任何肯定,反而一概而论,让日本按照1990年的标准(日本为-6%)承担减排义务呢?”

  上述说法都有它的道理。不过,尽管有这些牢骚,我们日本国还是于2002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但生效后“反感”并没有消除,反倒是“反正该条约不会生效吧”的声音不断。可是,一直持怀疑态度的俄罗斯于2005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自此《京都议定书》具备了生效条件,成为正式的国际条约。即便如此,“反感”仍然没有消除,说什么“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参加这个条约,在第一承诺期结束的2012年就会走到头了”。但此后,美国的形势发生了转变,然而“反感派”又提出了批评意见,即“如果没有排污量占世界第二、而能源使用率仅占日本1/10的中国的参加,那么后京都议定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似乎成了他们内心最后的慰藉。

  但是,所谓的“中国能源利用率为日本的1/10”这个颇具煽动性的说法只不过是“按照货币汇率”得出的假设,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来计算的话,其差距充其量只有1/2~1/3,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令人意外的是这点却不为人所知。

  而且,不管是中国还是普遍的国际问题,难道不应该排除“不会参加”这种想当然的想法吗?下面是中国政府气候变动管理部门的网站上刊登的文章。


全球气候谈判面临新的形势

   ……面对“后京都时代”的形势,采取何种策略及相关行动参与气候谈判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过去的谈判中,我国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坚持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的立场,并且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

  但是,在“后京都时代”减排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调整对策,采取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态度,审时度势,制定后京都时代的全球气候谈判战略,提出明确的谈判立场,充分利用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考虑未来的谈判联盟与合作伙伴,在承诺的指标和形式上做出新的选择,抓住机遇,争取主动,迎接挑战,获取双赢。

  另一方面,我国的高能源消耗,不仅对我国能源的持续供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通过谈判,获取国际先进技术,提高我国能源利用率,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改善我国环境质量,达到以最少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既为减缓气候变暖承担应尽的义务,又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的目的。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

  上面文章一目了然,中国的关心已经集中到2013年之后“后京都议定书”的时代了。以前的认识不过是“2020年以后难以避免对减排义务的承诺”,但是根据谈判形势的变化,上述认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为2013年就承担减排义务寻求“心理准备”(请阅读该文第2段“在‘后京都时代’减排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之后的长句子。要注意中国文章的这种写法。)。上述最后一段叙述了发生变化的理由――中国的能源安全保障受到威胁,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公害即煤炭燃烧产生的SOX、NOX以及煤灰的排放等对环境造成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对此危机“放任不管的话,就会亡国亡民”,这种危机感急剧增加。从前年开始,中国陆续出台了节能、环保、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新政策(虽然效果尚不明显),显示了中国的诚意。

  另一个暗示是最近中国CDM(排污权交易)事业的兴盛。5年前我担任经济产业省负责中国问题的课长一职的时候,尽管日方费尽口舌,试图向中方游说CDM带来的双赢效果,但中国给我的印象是一直充耳不闻。就在我疏于对自己大脑中的信息进行更新的时候,去年上网查阅,突然发现了一份资料――中国CDM事业一览表,令我大吃一惊。我太疏忽了,不知何时,中国已如脱兔般开始利用并发展CDM事业了。

  ……这样如果中国彻底利用京都机制,在“后京都时代”也彻头彻尾地贯彻不承诺减排义务态度的话,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指责……本来中国最近就对周围关于中国崛起问题的评价非常在意,而在转换方针、决定全面利用CDM事业时,更不可能不对这些因素进行权衡。

  “不好惹的”中国(注)在“后京都时代”的谈判中一定会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表现出坚韧不拔的风格。但是,环境破坏带来的外部成本有可能超出承诺减排义务的成本,中国出乎意料地发表承担减排义务的承诺获得世界各国的赞扬就不足为奇了。(尽管领域不同,但写到这里,我还是不由得想起了1998 年亚洲遭遇金融风暴的时候,前总理朱槠基向世界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从而受到世界各国称赞之事)。总之,如果固守“中国绝对不会作出承诺”的想当然想法而不能自拔,那么早晚会陷入“茫然自失”的境地。

  着眼未来,制定策略……连这种最基本的对应都没做到的是我们日本。作为国际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与实际情况之间实际上存在着14%的偏差,悬殊如此之大,日本打算怎么遵守承诺呢?如此这般,还怎么奢谈“后京都时代”呢?“没什么,节能落后国家的两大巨头――美国和中国是不会加入到‘后京都议定书’中来的,再说即使作出巨大让步让他们加入进来,那时一定会为此降低门槛限制的。”日本不会是有这种想法吧?……

  不会有这样的好事的。就连上面提到的中国网站上也说,“即使实现了京都议定书制定的各目标,离稳定气候变动这个最终目标还很远”。“后京都议定书”的出发点不应该抛开如何更接近稳定气候变动这一目标。当然,作为参加的条件,中、美两国必然会在降低门槛或者为获得补偿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但是在谈判时他们也不会轻易将讨价还价获得的果实拱手让给“先遣部队”。而且,如果主张“既然降低中、美的门槛,那么先遣部队的减排义务应该得以缓和”的话,必定会招致堪与乌拉圭回合提出的“不让进口一粒米”的恶毒口号相媲美的“令人讨厌”的待遇。中国即使决定不参加“后京都议定书”,也会做好准备,痛打“破坏谈判的战犯国”。那时,什么样的谈判国家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呢?

  在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日本由于在制定国际规则上陷入被动,所以不得不忍辱负重,接受了一些对他国有利的条件。既然如此,就应该卧薪尝胆,发誓“下次卷土重来”,这种做法是常规手法,但是如果不思进取、维持现状的话,“悲剧就会重复发生。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转换为喜剧”的结果在现实中是难以出现的。我感到我们日本所面临的“不便告知的真相”是如此严峻。(未完待续)

2007年2月15日记


注:有点题外话,中国是否是一个如此“不好惹的”、善于谈判的角色呢?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很感兴趣。这个说法在日本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我却无法打消心中的怀疑,认为这是另一种“顽固偏见”。我曾经谈到“「统一口径」”这个问题,也许是由于这种习惯的存在,中国对国民舆论等局外者的戒备非常森严,因此政府就很容易推进谈判进程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是耍戏法。拿围棋或象棋来比喻,如果能够不懈地研读“先进攻,再防守,再进攻”这三个套路就够了……因此,当被日本人评价为“不好惹”的时候,中国人会每次都会强忍笑声,说“不是那样的。看起来您好像真的什么都没有考虑,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才有这种想法的吧”。……每次听到“中国不好惹”的论调,我都会被这种强迫观念所折磨。

(津上blog 2007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