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推进东亚地区一体化，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显然都是符合该地区的共同利益的。但这里所说的“地区一体化”包括多重含义。“密切经济关系” 算是地区一体化的一个表现，这已经由“神的无形之手”在东亚自然形成，并日益变为现实。其他如缔结FTA条约、货币一体化，以至安全方面的地区一体化，则必须在加盟国拥有明确的政治意志之下才能得以实现。更何况建设“东亚共同体”，那意味着要“与对方国家共渡未来”，需要类似下决心结婚时的勇气。要推进这种“深层面”的地区一体化，只以“符合加盟国利益”这类利害关系为依据或衡量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在双方国民间建立好感和信赖关系不可或缺。有着不幸历史的东亚更是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德法两国的和解决定性地促成了欧洲一体化的实现，这一历史事实，为我们提供了曾经相互憎恶残杀的两国努力和解、进而实现共建美好未来的成功范例，很有参考价值。德法致力于解决的，就是如何清算过去黑暗的历史以谋求共同利益这一沉重的课题。东亚要效仿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就有必要学习德法的经验。这对日本尤为重要。
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德法和解是在与现今的东亚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达成的。首先，德法和解当时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的。由于当时还处在东西冷战之中，美国为与共产圈抗衡，促进西方阵营内部的团结和复兴，有充足的理由支持德法和解。另外还要指出的是，至少有以下两种新情况是当时德法没有遇到而现今东亚必须面对的。
2，密切经济关系带来的“受益不均”
第一，现在世界上nationalism(民族主义)盛行，对“他者”反感、排斥、厌恶的气氛正在蔓延，东亚也不例外。我认为，除了常说的“冷战”结束这种政治因素外，这还和近年急速发展的globalization(全球化)给各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有关。也就是说，一方面globalization(全球化)及日益密切的国际经济关系使有些国民大大受益，同时也使很多国民遭受巨大的利益损害（或者感到这种危险），国民之间这种“受益不均”大规模发生的结果，致使“受损者”对外来的“第三者”产生心理上的反感和焦虑。
例如日本，近十年来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和深化，宏观上看，中国崛起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这个过程中既产生了从中国崛起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受益者”(大企业)，也出现了被中国进口产品压得抬不起头的弱小生产厂家和因工厂迁往中国而失去雇用机会的地区等“受损者”， 在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化的过程中，日本国内已经产生了两极分化。
中国也存在着globalization(全球化)带来的“受益不均”的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制造了大量的有钱人，同时也产生出失去土地和工作的农民与失业者等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这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地区一体化、密切经济关系这些经济结构方面的急速变化，绝没有均等地惠泽所有人，即便从长远来看利益最终能够被均享，但短期内各国国内必然要伴随着众多的痛苦和不满。要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实现面向未来利益共享，绝非嘴上说说这么简单。
3，“中国崛起”带来地区不稳定因素
第二，更为困难的是，东亚现在不仅迎来了“经济一体化时代”，也迎来了中国这个地区新兴power(力量)在区域内崛起的时代（说有五千历史的国家是“新兴势力”或许有些冒昧···）。回顾世界历史， 一个地区有新兴势力崛起时往往导致“战争”。目前东亚未必会发生“战争”， 但中国崛起使得东亚进入某种不稳定时期却是肯定的。
例如日本，与中国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近年其政治领域的反中情绪却日益高涨。主要原因是“中国崛起”在日本人心上留下的阴影越来越大。如今中国的GDP已达日本的一半（十年前只有1/5）。日本人对“早晚在经济上也会被中国超过”感到不安。现在只要中国提起“靖国神社”的问题，日本就会认为是“干涉内政”而产生巨大反感。例如，约有一半的日本国民支持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支持的理由中相当部分是出于“独立主权国家绝不能因为中国对内政的干涉而停止参拜”这一“抵触情绪”。由此可以看出，曾几何时，中国在日本人心中已经变成了“压迫日本的强大邻国”了。“干涉内政”通常是弱小国家对强大国家才会产生的不满，日本对中国产生这种反感，与预感到日中两国的地位将发生“逆转”有密切的关系。
而在中国，其国际地位的飞速提升也使国民心理发生了变化和调整。然而我们感到，中国的问题在于这种变化和调整过于迟缓。在考虑中国的“历史问题”时应该看到，中国曾是世界最大的帝国，十九世纪前半叶全世界GDP的1/3来自中国，但其后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近百年间，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沦落到战乱与贫困的谷底，中国及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的心灵创伤（trauma）。因此，尽管中国如今已奇迹般地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但仍难以摆脱“因落后而被看不起的弱小国家”这种自我认识和被害意识。
然而，中国的举手投足带给周边国家的影响却在日益增大。这是因为外国人头脑中的“中国”形象已远远大于中国人自身的想像。中国的自我认识和周围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之间的差距引发了诸多问题。中国自身也注意到了这个差距，因而产生了要想平稳、和平地推进中国崛起，就要注意不要被周围讨厌和警戒的想法（和平发展论）。也确实有人觉得“都发展到这个高度了，因落后而被看不起的弱小国家这种过去的被害意识可以丢弃了”。但这也与“受益不均衡”的问题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利益受损、心存不满的“受损者”，即便劝他们“别再有弱小国的心理阴影”，他们也是绝不会认同的。
4，为实现东亚和解应作的努力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东亚实现历史性和解、地区一体化的前途还很渺茫。但东亚绝不能放弃实现地区一体化的前景和目标。因为东亚一体化的成败，不仅关系到生活在东亚的我们当代人，也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为此，有些问题是我们现在绝不能回避和逃避的。
首先就日本来说，必须正面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被人超过”对谁来说都不愉快，但苦涩也好、不愉快也罢，总不能逃避现实。中国经济的高度成长对数年前日本经济从通货紧缩的萧条(deflation)深渊中恢复过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仅靠企业调整(restructuring)去掉赘肉是无法恢复经济的，企业调整(restructuring)之后给日本补充了“出口(销售)扩大”这一营养的，正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本近年终于从“失去的十年”的萧条状态中多少有所恢复，但仍面临着财政重建、振兴地方经济、缩小贫富差距等棘手的难题。为使后代不再遭受经济衰退的痛苦，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这些难题，保持日本的经济繁荣。而做到这一点，从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各国的经济一体化中得到更多的益处是不可或缺的。我相信，只要日本人努力转换思路，把中国看做“客户”，就一定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双赢。因此，当代日本人即使为了子孙后代，也决不能逃避中国崛起的现实，而是有责任为保持经济繁荣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
5，关于“历史认识”问题
下面是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中国在小泉首相执政的五年中也得到了教训，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在历史问题上不要给日本国民以“干涉内政”的印象。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日本不受中国的“内政干涉”、自身重新思考历史问题的环境条件已经逐渐具备了。
日本因为战争几乎亡国。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备尝辛酸，发誓“绝不能再经历战争”，而后“和平立国”的方针成为战后日本的骄傲，对这一点东亚各国应给予更高的评价。但另一方面，日本不但自身深受战争的危害，也给周边亚洲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战后日本对这一点的自觉与反省一直是肤浅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不过是“从被害者立场出发的和平主义”。就连对亚洲各国的战后赔偿，也靠美国的力量四处讨价还价，并采取了使日本企业增加销售额的实物赔偿方式。日本就是这样才好不容易得到从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机会的。
今后，日本为了后代在东亚生活下去，对历史问题到底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才能符合包括后代在内的日本国家的利益，是日本全体国民应该认真思考并做出选择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过去一个时期日本给邻国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损害，并且今后率先努力为地区的和平与共同发展做出贡献来做补偿。为此，我具体地思考了一下四点作法。
１,应对战争负责的不仅仅是被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昭和天皇以及大力支持1930年代军部侵略中国的战前国民都有很大的责任。可以说，日本及日本人都让甲级战犯代为领罪从而逃过了劫难。因此，某种意义上，感到为大家领罪而死的甲级战犯 “可怜，自己对不住他们”也是很自然的。而且，远东军事法廷上，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和日军一样大量杀害非战斗人员的事件，以及英国和荷兰军队为报复而屠杀日军投降俘虏的事件都没有受到审判，即审判中还存有很多不合理的方面，就更加深了日本人的这种想法。
2,然而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在《旧金山条约》中接受了远东军事法廷的判决并以此换取了独立(恢复国家主权)和宽大的讲和条件（政治解决），得以回归国际社会。这样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取得繁荣后又要收回已经打出去的牌，在野人士可以说，但作为做出承诺的“国家”可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为此日本人心理上有疙瘩也是事实，那就要想想，如果回到半个世纪前，承担更加苛刻的赔偿义务、被占领时间拖长是否就好呢？战败而负下的债务不是简单地、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的。对被处死的甲级战犯的祭奠方式也应该在这些经纬允许的范围内考虑符合日本传统习俗的其他方式。
3，还有，如果日本人觉得被处死的A级战犯“可怜，自己对不住他们”是自然的，那么对由于日军的行为而无辜死伤的东亚无数民众同样怀有哀悼之心不也是人之常情吗？我想对主张无法接受远东军事审判的人说，如果这样主张，那你的对手应该是主持审判的美国，而绝不是还拥有众多受害者和遗属的东亚各国。双重标准可不道德。
4，按照以上思路，我认为日本也应该重新思考历史教育的问题。我不是指教科书上写什么，而是指大多数学校有意调整教学进度以便在进入争议颇多的现代史之前结束课程的现状。现在战后出生的人占日本人口的90%，我并不认为他们应该具有和亲身在中国战争在韩国殖民的上一代人一样的“谢罪”意识。然而，当代日本人了解和思考战前日本的理想和目标、在哪里犯了错误、结果做了什么，这不仅对日本国家自身的成熟很有必要，而且为了今后要在东亚生存的后代不再遭受同样的痛苦，这也是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必要认为这是“自虐”，况且凭这种总想逃避严酷现实的“脆弱的精神状况”， 日本将来也很难在动荡的世界上生存。
中国方面，前面已经提到，“都发展到这个高度了，历史上的心灵创伤该好了”的话不是能够简单说的。但是倘若日中和解只有“日方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官方传统的历史观”时才可能的话，实现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今年2月发生了《冰点》停刊事件，这是以对1900年前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的解释和评价为争论焦点的笔祸事件。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历史观认为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而《冰点》刊载的论文指出，当时义和团的过激的排外意识和对外国人的敌视态度反而使中国受损扩大、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一面，因而触怒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然而从对事件的反响上可以看出，中国国内已有人综合考虑中国面临的新的国际形势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官方传统的历史观提出了相当的异议。
笔者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传统的历史观过于强调被害立场，过于偏重从抗日战争胜利中求证其政权统治的正统性这一中共自身的利害。特别是中国国民接受这种历史观的教育和报导后，“把日本看做未来的伙伴”的说法无法成立，这才是实情。这种官方传统的历史观带来的问题，绝不仅仅停留在日中关系上。今后中国要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应该迎来立足大局对此进行调整的时期，但这应是由中国人按照自身的国家利益来决定的事情。
6，结论
综上所述，东亚面临着“中国崛起”这一复杂的新事态。从近来的日中关系上也可以感到，东亚进入了某种不稳定状态。或许我们该降低对今后东亚国际关系的期望值，做好 “只要没有武力争端就算及格”的心理准备。
然而我们当代人如果因为“反正也是不稳定时期，一体化不可能实现”，甚至放弃了为和解与地区一体化做出努力，那么，21世纪的东亚与之前的20世纪相比将会毫无进步。这样一来，蒙受其害的就不仅是我们当代人，也不仅是日中韩国民，而是整个东亚的未来。如果我们日中韩当代人懈于努力而被子孙后代及日中韩以外的东亚各国刻上“缺乏建设繁荣光辉东亚睿知的一代”的烙印，那就太可悲了。我们不知道东亚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和解，但为此不懈努力却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本文根据笔者在由大阪市立大学主办、EU驻日代表部共同主办的《学习欧洲地区一体化的可能性－思考东亚共同体》第七分会《争取日中韩三国的历史性和解－亚洲版〈舒曼宣言〉何时变为现实？》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