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
2003/06
李琳
株式会社风树
株式会社风树
《中国崛起》一书于去年12月在日本出版，这是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津上俊哉先生写给自己同胞的书，包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日本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如何生存、亚太的新型国际关系、日中能否和解等，作者从战略角度分析了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周边的变化，日本应该怎样办？该书出版后，一直是书评不断。为此，我们采访了津上俊哉先生。
| ―― | 您为什么写《中国崛起》一书？ |
| 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在于2001年日本突然间刮起了“中国经济威胁论”，我认为这种观点很不健康，反映了日本回避现实的倾向。我在书中指出了其错误所在，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我认为真实的“中国经济”。其次，现在亚洲经济正处于飞速一体化的过程中，顺应这一潮流将使日本保持繁荣，但威胁论的存在却使保护日本制造业的论调占了上风，照此下去，日本只能日益衰退。日本必须努力顺应这一潮流，与中国实现“双赢”。鉴于日中之间极为不信任的关系，很多日本人认为经济上的“双赢”不过是水中月。但我看到中国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较为客观地评价日本的声音，日本应抓住这一大好机会，为构筑新型日中关系而努力，我希望能把中国的这种变化传递给日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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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您的这些主张在日本算是少见的吗？该书自出版以来到现在半年已经过去了，人们的反应如何？ |
| 去年我写这本书时，日本对中国的看法还是比较严厉的，在这种气氛下，与主流唱反调，主张“与中国搞好关系很重要”是需要勇气的，当时我做好了受抨击的准备。出乎意料的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包括对中国看法比较严厉的或思想方式有点儿右倾的人在内，反应多是积极的、善意的。比如推荐给朋友、给我发邮件、很多地方组织邀请我进行演讲等等。看来，很多日本人都在担忧日中关系的前景，不管他喜不喜欢中国。人们对于积极的提议还是极有潜在需求的。加之去年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上任，让大家对于“可不可以换个气氛，重新探讨日中关系？”的期待有所增加。可以说本书满足了这些需要，所以获得了较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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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您在书中谈的是日本面对周边的变化应该如何调整自己，顺应变化。那么，您如何看待日本的现状呢？现在大家对日本经济并不抱乐观态度，甚至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 |
| 日本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强项，我认为现在日本的问题是还没有形成把强项发挥出来的体制。也可以说，以前太成功了，一时还脱离不了原来的模式。过去的成功，让日本染上了大国病。在我的记忆里，30年前的日本比现在更为努力地适应环境的变化，现在的日本还没有做好改变自己的心理准备。相反，中国非常像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目标明确，毫不怀疑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而且坚信可以实现它。正如人生一样，有高峰也有低谷，现在日中所处的阶段很具对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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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随着中国的崛起，很多人在讨论中国多少年能赶超日本，您是怎么看的？ |
| 谈到赶超，要有标准。如果说生活水平，也许还需要半个世纪，如果说GDP，我看用不了20年。随着国力的增长，货币的价值自然会上升，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来，时间可能更短些。但谈到人均就不那么容易了。 不过，我并不赞成以单一的指标，如经济规模或人均指标来谈论赶超和被赶超，相互的强项和优势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在讨论日中关系时，不要走向谁赶超谁的单纯排序，应该更多元地看日中的各自优势，构筑一种互相敬佩、相互尊重的对等关系，这将有益于21世纪整个亚洲的稳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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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您在第六章“日中能否和解”中，面对日本读者指出了很多日本的不成熟之处，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解释和说明为什么中国固守历史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从您的书中第一次知道日本人对于二战的普遍认识。大概双方的读者都会觉得有些“忠言逆耳”，但我相信您敢于揭开历史伤疤的勇气为中日之间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
| 谢谢。其实，日本战后对民族尊严、民族主义一直是慎之又慎的，极力不往这方面倾斜。战后的日本自称为“町人（非武士）国家”，采取了一种自己批判式的生存方式，即尽力不碰军事、外交，闷头搞经济，经济虽然发展了，但社会地位卑微，在政治上不能表达自己的主张，一直低眉顺眼地说“我不过是个商人”…… 这种姿态由于经济的成功得以保持，但“失去的十年”却将这种心态击得粉碎。为了保持内心的平衡，日本现在反而对民族尊严敏感起来了。实际上，日本人心里对历史问题一直有很多想法，但认为“还是不说为好”而保持了沉默，现在日本有种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倾向，这却隐含着导致日中关系恶化的危险。所以我认为必须思考如何建立新的日中友好关系。如果日中双方能够努力靠拢的话，一定会有益于双方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且还将改变整个亚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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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读过您的书后不久，又恰逢马立诚先生的《中日关系新思维》引起轰动。我感到您们二位的文章中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您的感觉如何？ |
| 我在读马立诚先生的文章时，也感到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们都认为改善日中关系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当然，两个人的不同是分别站在日本和中国这两个立场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听说马先生在国内受到了批判，我对明知要遭受批判，却依然主张改善中日关系的马先生，充满了由衷的敬意。他首次冲破中国巨大的忌讳，谈论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功不可没。最近我又看到了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的文章，我认为自己能做的，至少可以让中国朋友知道在日本也有人和马立诚先生、时殷弘教授的想法一致，而且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拥有这种想法的日本人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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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 中文网站 200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