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总领事馆事件那段被反复播放的录像片断很具冲击力，在武警和私闯领事馆的难民撕打后出现的副领事为武警拣起了帽子，那付慌慌张张的神情，实在有失尊严。我两年前还在驻北京的日本大使馆里工作，所以又有别样的感慨，不禁扪心自问：如果自己置于同样的状况，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正确地处理好这件事? 因为工作经历的原因，我无法把那个不知所措的副领事之举看成是他人之事，我对于整个沈阳总领事馆事件的感想是复杂的，对于中日各自的主张和舆论的动态也有些想法，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想。

■ 人权和主权

　　在此次事件中存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人权问题和国家主权问题被混淆在一起了。看到武警制伏三名女性的场面，特别是看到小女孩那可怜的样子，所有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怎么能对女人和孩子如此野蛮？！
　　但关于侵害主权问题，我认为核心不在于上述场面，而在于武警进入日本领事馆内将已进入馆内的两名男性带走的行为。虽然录像中拍到了为逮捕三名女性，中国武警跨进了领事馆馆门的内侧，但仅是门口附近的事情而已,如果仅仅凭这一点就指责“侵权”的话，恐怕连负责东京各外国公馆警备的日本警视厅也会感到工作难做。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武警带走两名男性，这才是严重的侵权。遗憾的是，却就此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录像。反而是总领事馆门口的那一幕实在令人震惊，所以，不由地将此作为“非人道行为”的证据，来抗议中国“侵害日本的主权。”
　　关于将已进入的两名男性带走的原委，中方的主张是，武警首先询问日方“可以带走他们吗？”，副领事点头表示同意，并招手用日语说“可以进入馆内带走他们”，在这之后，武警才采取了行动。但日方完全否定上述中方的说法，声明届时没有任何“同意”的表示。
　　如果领事馆方面要求“把他们带出去！”，事情另当别论。但只要两名男性进入了领事馆内，无论如何处理这件事情，都应该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协商。不用说武警询问“可以带走他们吗？”，就是武警想从领事馆领地带走两人的想法本身都是做过了头。如果是领事馆门口负责警备的二十岁上下的年轻武警“由于惊慌失措，以至处理不当”，似乎还有情可原。可事实上跑进去带人的不是年轻武警而是他们的上司--武警大队长，所以，中国是没有理由为武警的过头行为开脱的。

■ 难民的接收问题

　　另一方面，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领事馆官员不曾同意武警入馆带人”，对此，我也持有怀疑，这种说法果真准确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吗？这一声明本身也许没有错误，但估计领事馆官员也没有明确地表示拒绝，因为他们大概对于发生在眼前的带人行为，一时也无法判断是对还是错。如果公开这么说的话，大概社会舆论会义愤填膺：“当驻外领事馆的主权被侵犯时，却无法判断是非，这算什么？！”。可是，我们应该看到，领事馆官员对于没有得到同意而进入领事馆内的武警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那是因为跑到领事馆的难民是不受欢迎的北朝鲜客人。为得到相关指示，领事馆官员首先联系的不是东京外务省的中国科，而是主管北朝鲜的东北亚科。这已经如实地说明了是什么让他们感到进退两难，苦于判断。
　　也许有人会说“对于跑进了领事馆的人感到棘手这一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日本应该坚决保护已经进入领事馆的人，并通过日本的外交途径使之得到妥善安排。”如果这种意见成为今后的方针，那该是多么轻松愉快的事啊！能够得到如此明确的指示，在外领事馆人员也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可事实上却没有那么简单。据报道，以此为契机，日本国会开始议论难民问题，但不论是执政党还是非执政党均表明了谨慎的态度：“并不是说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接受难民就行了，针对北朝鲜尤其如此”。
　　有人说现在中国境内有十余万北朝鲜难民，假设日本政府公开宣布：“凡是到日本公馆寻求避难的北朝鲜难民，都予以接收并负责妥善处理”的话，假设中国武警也按照日本的方针办，只要被盘查者回答“是来寻求避难的”，武警将不把他们视为非法入侵者，将不再阻拦他们进入日本领事馆的话，可以想象日本公馆前，岂不是会出现仿若柏林墙倒塌时的景象？
　　可见，即使日本政府想采取那样的方针，现实上也做不到这一点。连自称人权卫士的美国，都以“我们认为这不是正式的避难请求”为由，拒绝了手持书信寻求到美国避难的五个人的请求。虽然关于北朝鲜人民穷困状况的报道令人痛心,但那种心情不应该反映在领事馆接受避难者的层面上，而只能体现在如何解决北朝鲜这一长期课题上。世上存在着错综复杂、难以说明的问题，虽然有可能被指责为冷漠无情，但是我依然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持冷静，正确地衡量各种选择的利与弊。

■ 沈阳事件的处理方法

　　既然中国武警进入日本总领事馆内带走了两名男性，日本政府就有权利表示抗议。中国政府也应该承认“做过了头”，那种顽固地不承认自己错误的态度应该受到批评。但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抗议侵害主权、要求道歉的一边倒的态度，是不是也促使中国选择对抗姿态呢？事后见到我的中国朋友都问：“日本今后希望中国武警怎么办？真的要他们保持沈默让寻求避难者自由进入吗？”“为什么日本不能与中国共同面对这个复杂棘手的问题，而是一味地指责中国？”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从政府到百姓的真实想法。
　　外务省在没有全面掌握事实的情况下，就马上决定向中国提出抗议，这大概是因为外务省担心如果不摆出强硬姿态，就会被批判为“软弱外交”。也许有人会说“在抗议的同时，应该有一种气度，那就是与同样面临棘手问题的国家进行协助、共议对策”。事后这样说当然是容易的，我还是扪心自问“如果自己置于同样的状况，我会怎么办？”
　　不过，外务省当时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因为录像公开后社会舆论和媒体令人震惊地反应强烈。他们的反应未必是一定出自人道主义的，对三名女性的同情和对武警野蛮行为的反感，更多地包含了对侵害日本主权的愤怒，以至于在事件刚刚发生时，我们甚至听到了“要是在战前，这将涉及到宣战书”的报道。过了很长时间社会舆论和媒体才稍微恢复冷静，开始探讨“日本今后应该如何解决难民问题”。
　　近来，只要是关于中国的，日本的议论就会升温加级，这到底是为什么？

■ 今后的日中关系

　　最近，外务省的中国派的做法被一致指责为“道歉外交”，但他们曾向我透露过几次：“当日中关系出现风波时，中国外交当局就会被国内舆论所逼，处于悬崖的边缘。我们知道他们采取盛气凌人的态度不是因为中国强大，而是恰恰相反。我们了解这些内情，所以把它反映给日本的政府首脑或竹下登等要人，并解释说'对方的国情就是这个样子'，一般来说，日本方面就会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
　　想起这些话，我有两点感慨：首先，在这次沈阳事件中，日本外务省因为在国内处于弱势，所以不得不对中国采取盛气凌人的态度，这种做法与外务省中国派们眼中的中国方面的做法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与中国相同的状态在日本也出现了，即对另一个国家容易出现情绪化反应的社会舆论和迫于此种压力的外交部门。
　　其次，我又想到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今后日中外交的发展方向（造成日本舆论对中国情绪不稳定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与此相反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萎靡，不过我不准备在此涉及这一话题。）

　　过去日中关系出现波折时，中国外交当局一方面表面上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在非公开场合把自己进退维谷的处境也相应地传递给日本的外务省。可是，这些信息都是以绝密电报的形式发送的，只有外务省、政府首脑和日中关系元老们才能看到。读过“绝密限定情报”的少数人心理上获得了平衡，对中国外交当局的状况表示理解并能够圆满地解决问题。可是舆论界和一般百姓没有获得相关的信息，在心理得不到平衡的情况下，被迫与政府的步调保持了一致。至今为止，也许以“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信息不够公开，还不够自由和民主），没有办法”为由，日本政府的“密室决定”一直被人们接受了，可是带来的结果却是那种“疙疙瘩瘩的感觉”象沉淀物一样积存在日本国民的感情里，以至于导致了现在这种不论是日本媒体还是一般百姓，均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中国的反感。一国的外交若失去了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将无法展开。可以说，日本的对中外交正迎来一个新的关键时刻。
　　同时中国当局也应该认识到，到目前为止那种面向国内的公开态度和面对日本当局的非公开态度的区分使用将越来越行不通。如果对中国政府这么说，他们肯定会反驳道：“话虽是那么讲，但如果我们把这次事件，特别是日本的反应在中国国内进行公开报道的话，整个事态将变得无法收拾了吧！”的确，如果中国政府把至今为至涉及到日中间微妙问题的非公开情报在国内公开的话，对日关系可能会比现在还恶化。作为每天掌管外交事务的政府当局来说，不可能轻易地同意“信息公开是件好事”这种轻松论调。可是，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悄然进行着的民主化倾向，使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做法将逐渐在中国失效，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已经使信息限制走向名存实亡，中国的特点更是大众传播手段的发达和民族主义情绪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也正在日益缩小。
　　如果这种状态继续持续下去的话，中日双方也许会感受到处于两国强硬舆论夹缝中的日中关系和两国的利益将濒临危机。另一方面，以经济往来为中心，日中之间实际上正在日益被其他国家所无法代替的利害关系联结在一起。如果两国关系真正恶化的话，结果将是两国的国民遭受巨大的损失。到那个时候，包含一般百姓在内，大家都将历经“正、反、合”三个阶段来思考“这种结果真是我们需要的吗？”我担心这可怕的一天不久将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