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出了一本名为《中国崛起》的书。虽然我的专业是研究通商、贸易等经济问题，但此书的论题远不限于此，所以今天想谈谈有关政治外交的话题。
　　写作这本书最大的动机是由于我对两年前突然变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感到十分惊讶。我认为当时的议论反映了一种“一厢情愿”的逃避现实的心理，即“只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对自己不想看的则视而不见”。当时常常听到“工资过低”“汇率被不合理地操纵”等说法，回过头来看，20年前当日本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美国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日本也曾有“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有什么不好”的反对意见，但当年对美国的指责持反对意见的人，今天却对中国作出类似的指责。
　　虽然有“中国以低工资输出通货紧缩”这种说法，但过去日本也曾以类似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此外，虽然我也觉得人民币汇率过低，但是否被“不合理”操纵，似乎还不能这么说。
　　2001年之前的十多年间，日本的产业空洞化论以“放宽限制，降低成本”为主要课题，有问题源于日本自身这种意识。对中国这样一个竞争对手的成长抱有危机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种危机感的矛头应首先指向自身。因逃避现实而遭受损失的只会是自己，尽管痛苦，但只有直面现实，才能找到正确的药方。
　　去年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气愤，这就是关于道路公团（指政府经营的特种公共事业组织）改革的讨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公团“资本过小，债务过多”的财务结构。大家看看世界上的收费道路业界，通常资金的三分之一是作为没有利息的投资而提供的。然而日本道路公团的相应投资却连10%都不到。结果过多的债务成为道路收费居高不下的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原因，但若不先解决这一问题，整个问题就无法解决。
　　实际上类似“资本过小，债务过多”的问题与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十分类似。中国认识到过小资本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采取了诸如充实自有资本，通过以债转股的形式处理过多的债务等方案。中国方面相当切实地发现了问题所在。

■ 错误百出的中国经济论

　　“由于对华贸易逆差导致了日本的产业空洞化”是世间流传的看法。然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日本海关的通关统计方式。

　　看看去年的数字，中日之间确实存在2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日本与其他国家的逆差中最大的一个。若仅仅看这个数字，则会导出对中贸易有害无益的结论，但同时应看到，日本对香港有24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仅有七百万人口的香港怎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顺差呢？其原因在于日本在进口时要确认进口货物的原产地，即便从香港运进，但只要是原产于大陆就作为从中国的进口进行统计。另一方面，日本向香港出口货物的大部分有可能被再度出口到大陆，但由于日本的海关并不了解出口的货物被转销到了哪里，所以只是作为“对香港出口”而加以统计。算上这种不平衡性来考察日本与韩国、日本与台湾的贸易关系，日本方面通常在贸易中是顺差。而且韩国及台湾在对华贸易中都存在相当大的顺差。这些都可以视为“日本对中国的间接贸易”。将这些因素合并起来考虑，对华贸易绝非是巨大的逆差。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日本的对华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即便在中国投资也赚不到钱，假使赚到钱也不让汇回来”的说法。然而，根据日中投资促进机构2002年所做的问卷调查，从事进出口的企业八成以上有赢利，近三成企业保持9%以上的经常利润率。另一方面，虽然确实存在亏损较大的公司，但我认为，绝非是“即便投资也赚不到钱”这种情况。
　　“假使赚到钱也不让汇回来”的情况也不是事实。确实，关于汇款手续，有诸如速度慢，手续不清楚，透明度低等种种不满。但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让汇回来”的抱怨。唯一的例外是曾在过去因违反法令而被中国当局盯上列入了黑名单这种情况。
　　然而，事实确实是很多资金没有回到日本。理由有两个，第一个是赚到钱的公司大抵上都计划在当地追加投资，因此作为投资资金将现金留在手边。第二，当然这大都是中小企业所为，因为日本的法人税过高，而将资金留存于税率较低的香港。总而言之是日本企业方面为了“节税”而不汇款。

■ 请看真实的中国

　　中国是非常多样化的国家，作为整体虽然很难理解，但中国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中国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呢？答案是人才。尤其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大约35到45岁，是既吃过过去的苦，又在拼命学习的一代人。这些人的精力十分旺盛，是支撑着当今中国的一代人。
　　但是，关于“劣势”我要举出四点。
　　(1)过重的潜在财政负担。中国有许多需要处理的不良债权和养老金债务。今后必须支付许多人的养老金，却没有养老金的积累。若加上这两种潜在债务，国家负债比率估计已经超过100%。日本已经接近140%，所以说起来已经不是别人的事，只有维持长期高速的发展，才能使腰包越来越鼓，一点一点返还所欠债务。
　　(2)失业问题。中国每年都会增加约1200万的20岁左右的求职者，按7%的增长率算每年可以创造8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即便这样已经有近400万人的差距。而且，过去由于国有企业的重组等原因，失业者已经有数百万人。我在后面还会讲到，今后还要解决将农民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这样一来，从整体看，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虽然现政权的口号是到2020年解决所有人的温饱问题，但今后的发展是前途多难的。
　　(3)人口老龄化。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中国采取了“独生子女”政策，2015年以后求职者人数开始减少，骤然降临的将是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这样一来和日本因出生率降低而引起的人口老龄化所担心的状况一样，会出现潜在增长率的降低和贸易收支顺差的缩小。所以，现在势如朝日的中国经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大概会是完全不同的状况。
　　(4)无法预料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中国的农业虽然看上去似乎具有竞争力，但小麦、大豆、玉米等基础农业的竞争力则十分薄弱。正如中日之间的大葱、蘑菇纠纷所显示的那样，沿海条件优越的地区，农业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但农业作为整体，由于过去为提高农民收入而采取十分不合理的价格支持手段，农产品价格有比国际市场上高几成的内外价格差。随着中国加入WTO而开放市场，农产品价格下降，在恶劣条件下耕作的农民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这就需要让他们向城市转移。这恐怕将是数以亿计的数字。

■ 日本的前进方向：亚洲经济一体化

　　下面，我想谈谈在崛起的中国面前，日本今后将如何生存下去这个问题。现在，在东亚形成了一股自由贸易协定的热潮。日本也脱离了原来一贯坚持的WTO至上主义，与新加坡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也开始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展开谈判。
　　然而，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更快的速度展开。在2002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今年七月开始将进入实施阶段。
　　看到这种状况，在日本甚至出现了“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的排挤对象”这样一种不安。然而，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最早使中国感到“会成为受排挤的对象”这种不安的恰恰是在东亚点燃自由贸易协定之火的日本。因为中国感到不安，拼命追赶，在东南亚迅速地超过了日本。
　　谈到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带给日本的影响，我想在墨西哥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曾经发生在驻墨日资企业中的情况同样也在亚洲发生了。无论在中国还是东盟，日本企业难以向当地的组装工厂出口相应的部件，加速了“产业空洞化”的进程。要想摆脱这一局面，日本必须与东盟各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如今，日本正面临对象国家的选择问题。
　　然而，如果日本和东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就可以安心了，那么倘若中日间不缔结相应协定，中日双方都会蒙受损失。东盟和双方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获得最大的利益，如果站在这种“渔翁之利”的立场上，东盟方面则会出现违背道德的危险，比如说不能充分按照协定开放市场，这一类的疏忽也会发生。三者间的游戏毕竟需要三边均等的紧张感。
　　倘若中日间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由于中国一方是高关税，所以在理论上对日本有利，“这怎么可能”，正是现在日本人的心理。这暂且不谈，如果现在马上缔结协定的话，确实对双方来说政治代价都过于高昂，因而有些勉强。日本的农业、中国的汽车等任何一方都将面临灭顶之灾。然而我认为，虽然现在有些勉强，是不是可以建立 “将来中日之间也要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这样一种长期的方针。这是因为中国有句谚语“一山难容二虎”，倘若中日企图建立排外的势力圈，整个东亚地区都会受双方的夹板气，从而导致地区整体的经济崩溃。如果无法看到中日关系未来走向，对其他国家来说“以不情愿的形式与中日的一方联合”这种风险就大大增加了。中日关系的这种不透明性阻碍了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目前，中日自由贸易协定还不能立刻成为一种制度，然而，即便这样，我想也不能忘记通过技术革新和完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成本下降，使经济一体化不断得到发展。这种事实上的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随着这种不可阻挡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类似工厂迁移等不利情况也在持续发生，我认为对日本性命攸关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从经济一体化中获取能够获得的利益。
　　所以，说到如何应对，首先应该努力保护日本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还有，对原来是“死角”的领域，比如招引来自亚洲的外国投资，招徕观光游客等要加大力度。
　　关于外国投资，日本一般往往想到的对象都是欧美企业，今后应更加注意亚洲的企业。此外在旅游业上，若想吸引中国游客，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入境管理政策。在九州等旅游胜地，来自亚洲的游客已经被看做是黄金市场，这一市场之所以无法扩展，原因来自日本国内。

■ 中日商业值得注意的最新动向

　　最近中日商业中有值得注意的最新动向。第一，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创业”的动向，今年三月，有三家公司上市。由于还有众多的预备军，所以应该庆贺这些人为日本带来了就业的机会和大量的税收。
　　还有就是以收购企业为形式的对日投资。虽然这稍稍蕴涵着感情上微妙的问题，前途暗淡的日本企业如果被中国（亚洲）的企业收购并起死回生，对于日本来说是件好事。对于日本大企业放弃的非核心业务部门，亚洲的企业从中看到了价值，希望收购，这种需要实际上是相当高的。现在虽然尚未实现，但我认为吸收这样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以2001年破产的印刷机制造商为例，由于被上海的企业收购而重新开始经营，又召回了原来解雇的雇员，结果皆大欢喜。

■ 是什么妨碍日本获取利益

　　那么，是什么妨碍日本获取利益呢？最大的障碍，我想实际上应该是“日本人的心理”，是日本人看不起亚洲的优越感在作祟。被中国企业收购，在中国人的总经理手下工作，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有很大抵触。可是，20世纪80年代，丰田、本田的工厂拼命招来的欧美国家的雇员，不也是对在东洋人手下工作有很大抵触吗？尽管如此他们也还是振作精神，行三顾之礼。
　　我的书中对在中国崛起面前发抖的日本显露了很强的危机感。对此，前些天得到了原来做梦也没想到的评论。评论指出“这种危机感绝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有的。只是自认为是精英，在大企业、政府机关工作的男大学生才有这种危机感，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比如说，以中国作为丰富职业经历手段的年轻女性大有人在。她们辞去办公室的职务自费到中国留学，供职于中国企业，积累经验，然后创立中日间的商务会社。胸怀这种理想，在中国工作的女性确实很多。
　　与此相反，由在大企业及政府机关工作的男大学生构成的所谓精英集团带有浓厚的“共同体”意识，他们满足现状。因此，他们对会改变现状，威胁“共同体”安宁的中国总是感到不安。
　　因为是没有想到的意见，因此觉得像解开了一个谜一样。根据总理府的舆论调查，对中国感到亲切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虽稍有下降，但现在又上升到45%。然而，如果从我周围人的态度来看，大概只有10%左右。我虽然觉得“45%太高了，是不是不准确？”，但对中国抱有不安的日本人，或许只是少数派。

■什么是中华思想

　　下面的问题虽然不在我专业之内，但我还是想就政治外交关系发表一些意见。
　　日本人在论及中国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的关键词是“中华思想”。不管什么都是“中国因为是中华思想……”，但这种语汇，中国人自己并不理解。
　　确实是有被称为“中华思想”的东西。提到过去，清朝的“天朝大国”思想就是。然而，“正是因为中华思想，才带来鸦片战争后令人痛恨的150年……”这就是当代中国人对这种思想的看法。现在也有中华思想存在，也就是《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所表现的那样。然而，素质高的中国人则评价其为“这是作为对过去所受的精神创伤的逆反的傲慢、排外主义及逃避现实的产物”。日本人设想的“中华思想”至少当前中国知识界主流人士是不支持的。为什么呢？我想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使他们获得了相当的自信，同时也使他们能采取谦虚的态度面对世界。
　　反过来，日本的课题则在于将“国际关系”观由纵向向横向转变。日本应从世界第二这种意识（虽然不敌美国，但比中国还是要强得多）里摆脱出来，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对话关系。如果不这样，当中国进一步崛起以后，日本就会变成窥伺中国的脸色，什么话都不敢说的角色。

■ 关于中国的“反日情绪”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是毛泽东为与苏联对抗而作出的战略决定，对战争记忆犹新的老百姓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事实。当时无法公开表明的观点随着20世纪80年代政治的自由化，渐渐开始浮现出来。虽说是“反日情绪”，但他们并不是讨厌日本人本身。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马上就会明白。只是，偏袒日本是中国社会的禁忌。
　　但是，最近这里也出现了变化。过去在历史问题上中国人说拥护日本的话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也开始有敢于这样说的人了。要说原因，我想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愈合了“心灵的创伤”，尤其在年轻人中产生了过分的“民族主义”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利益这种警惕。《人民日报》的评论员马立诚是我的朋友。他发表了以“必须重新看待当今的中日关系，历史问题已经不用再提了”为主题的论文。知道这件事时，我实在很担心他的安全。我想这样挑战禁忌，是不会被轻易饶过的。然而，他说“在互联网上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同时也有许多人这样激励他“感谢你说出了我们的心声”。以他的发言为开端，将会引起更多的人发表类似看法。
　　那么，今后的中日关系是否明朗，并非如此简单。现在日本因“失去的十年”而受到了心灵的创伤。20世纪80年代日本是经济上的世界第一，随着这一地位的丧失，对“民族的骄傲”越来越敏感。作为国民感情，对远东军事裁判还有想不通的部分。
　　与我同时代的人，对于几十年前日本的历史了解甚少。在正视并理解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思考日本今后该如何处理上一代人所遗留的历史问题，不正是我们的责任吗？
　　虽然我不是想否定日本在战争中干了坏事，但是对于远东军事裁判那样认为日本罪恶至极的看法，我认为当时“也有当时的大义名分和理由”。只是应该承认“日本也有错误和自私之处”，这种平衡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我想得出以下结论。
　　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实现互惠的双赢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日本一方应改变一直小看亚洲的“意识”，有必要努力从亚洲吸收精英。
　　在政治上，中日两国有必要向“竞争和协调的关系”方向努力。每当中日关系出现摩擦时，我的周围就会出现许多感叹东亚未来暗淡的亚洲人。我认为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中日关系对东亚整体的影响。
　　总之，无论民族还是国家都要连绵不断繁衍下去，不可以让当前这一代人“全部用尽”。给后代留下一个更好的日本，是当前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们应该对尚未出生的日本人后代负责，即使痛苦，也不能逃避现实，要不断努力，这种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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