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记得2年前，我辞掉工作了24年的经产省职务后，去拜访过去照顾过我的前辈们时，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大多是说“你很果断”；而民间人士则多说“比较遗憾”。

　　刚开始时，我对“比较遗憾”的说法想当然地心怀感激，因为“他们对没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成绩就辞去工作的我能说出这些话……”。但渐渐就觉得不对劲。我逐渐感到，正是由于主动离开政府机构的中坚干部越来越多，他们才发出了如此感慨。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在对“放弃政府机构工作的政府官员日益增加而形成的当今潮流”感到忧虑。

　　从前有部小说，叫《官僚们的夏天》（城山三郎著，新潮社出版）。该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通产省为原型，描写了对国家满腔热情、推进“产业振兴政策”的政府官员形象。小说是在30年前出版的，故事背景则是近半个世纪前的日本。但从我所经历的上述情况来看，人们还是没有从那个时代的怀旧情绪中摆脱出来。

　　也许我下面的话有些冲撞那些好心好意跟我说了感想的人，实在该受罚。但我的确认为，能否彻底消除这种怀旧情绪，与今后日本的命运息息相关。“政府官员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家依然故我，那么谁去思考日本的未来？”答案是：“社会中的各位百姓”。这可能是一种无视间接民主制及现代行政程序的野蛮言论，我的意思是“民间”人士是否有此“心态”是关键所在。

　　在日本，指责政府官员“囿于惯例”、“只顾政府利益”、“明哲保身”的说法仍有人气。这些批评都对，但我“下野”后才发现，民间怎么也这样？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由很多人形成的大型单位的通病。

　　民间的人之所以不认为“你们政府和我们民间也没什么两样啊”，是因为有一个前提――“政府官员不能这样（noblesse oblige，位高权重）”。以前“高级官僚”妄自尊大，以权压人。人们觉得，“你既然摆出位高权重的架势，就应该尽到公仆的责任”……如果是30年前的话，情况的确如此，但到了现在，这个前提就有点失常，政府官员已不再象以往那样位高权重了。

　　尽管社会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那种批评式的评论，如“应当承担责任的当官的并未承担起责任”，仍散发着一种把无权无势的民间作为藏身的“战壕”向政府开火的味道，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可笑。批评者本意是想发挥一下“在野精神”，但这实际上离卑怯的“圣上与臣下”意识并没有多远。

　　成熟的日本需要“民间的公共精神”，不要将“公家的事”托付给当官的。这并非是说应当让经济界的头面人物们更进一步担任公职。当然，他们之中的确有真正优秀的人才，受到三顾茅庐般的礼遇，在公共领域任职奉献余生，但也有很多“功成名就的大人物”，认为“我也得赶紧”弄个勋章或一官半职。这就不是“暴发户”而是“暴发官”了。从没有参与这种勾当的“下属们”看来，他们已变成“那帮家伙”的新型变种。

　　其实，在民间工作的每位社会成员不管“身份”高低，都可以从自己所处的位置上思考“公共事业的理想方式”。其舞台可以是街道居民会、地方议会，也可以是NPO。我认为日本民间只要稍微能够加强这种风气，日本的未来就会大有希望。在这一点上，像我这样年龄（1957年出生）的人还在工作，但我希望所谓“团块世代”（注：目前属于55岁前后的一代人）大量退休后，可以从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民间公共精神”。

　　我知道“世代论”往往会成为一种不触及自己这一代人而苛责别人的的论调，但我仍觉得自己对于年长的团块世代的点评有些尖刻。30多年前，以他们为中心进行的过激的学生运动（所谓“全学共斗会议”）到底给下一代的日本及他们的心中留下了什么？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最大功劳者应属于团块这一代人的上司一代，并且当团块世代成为社会中坚时，日本正赶上“失去的十年”。

　　但是，他们依然有为母国和晚辈做贡献的机会。希望他们不仅能安享“晚年”，也能为“公家”发挥出“自我本色”。至于我本人，也将在十年后追随他们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