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和13日，各报刊先后出现了“人民币将于年内升值”的报道。直接的起因是本月10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注：国务院下属的中央银行）工作会议上，周小川行长提出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作为2004年的十大任务之一。
恰在数日前的2月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召开的西方七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G7）刚刚发表了共同声明，声明中包含“希望外汇市场弹性不足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增强外汇市场弹性”这项内容。
周行长讲话中的“汇率形成机制”指的是什么呢？最近，更多人猜测，中国正在研究以新的一揽子货币制度替代现行的盯住美元制。可以说，“汇率形成机制”一词的出现使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中国终于要有所动作”的联想。日本很多看过报道的人可能已经开始针对“人民币决定年内升值”而调整经营活动了，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中国人对现状持有不同见解”的话，又会怎样呢？
中国人也深切感受到G7共同声明所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甚至有报刊写道，“人民币升值（要求）是2003年中国所遭遇的最强大的国际压力”（2月12日《中华工商时报》）。
不仅是外部压力的问题。中国国内外汇市场上出于投机目的的人民币买入激增，货币当局采取的对抗性买入美元的干预行为将增加货币供应，甚至蔓延成为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请参照2003年8月稿）。维护现行汇率的难度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势必同样感到“时日无多”。
■对“人民币年内升值”报道的三点质疑
但是，笔者对于将上述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理解为“人民币年内升值”、“央行行长就此明确表态”不以为然。这出于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日本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报道阵势，存在着两处伏笔。首先是中国央行工作会议的日程与G7财长会议不谋而合。但是，中国各部委无一例外地要在3月份人大召开前的岁末至春节前后召开确定来年工作方向的“工作会议”。这是一年一度的政治活动（政治活动日程），相当于日本每年从年终预算编制到国会例会召开前的一段时间。会议筹备是耗费时间的大宗工作，包括围绕确定方向的国务院内部调整、主要发言的起草和修改、众多与会者的召集等，所以很难临时选择在G7会议之后召开和根据G7会议结果对工作会议的内容进行调整。
另一处伏笔是，财政会议后不久，中国大陆和香港先后出现了“近期人民币将升值5%左右”的预测性报道，看起来仿佛是“政府当局释放的探测气球”。但是人民银行对此当即予以全盘否认。
事实上，有什么值得释放气球进行观测的吗？G7的坚定态度在近期已经明朗化。企业则认为“人民币将会升值”，很早以前就开始拼命采取“对策”，例如将存款兑换成人民币；提前偿还人民币债务；尽最大可能地提前或推后结算（进出口企业关注未来的汇率变动，有意提前或推迟外汇远期交易的行为）等。任何一方面无须观测早就一目了然，如果释放气球，反而会进一步诱导投机行为。
第二、形成本次报道起因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表述并非新鲜事物，人民银行早在去年春季（人民币升值外部压力高涨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例如，去年8月公布的2003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指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下半年的工作目标之一。如果将最近的表述解释为“决定今年内实施”的话，那么去年下半年没有实施就是不合道理的。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两次使用同样的措辞，而海外新闻机构却根据最近的一次做出了“决定年内升值”的解释，人民银行大概也会感到费解吧。
第三、最根本也是最直接的疑问是，当前做出（假如已经做出了）这种“年内升值”的含糊表态，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日本人说这“一定意义上是对美国的强烈要求表示响应的态度”的话，岂不是会被中国人嗤之以“日美贸易摩擦导致的迟钝”。
众所周知，今年11月将进行美国总统大选。假如中国果真向美国政府传达响应的信号的话，布什政府会作何反应呢？布什可能会说,“既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不如再让一步。把升值日程提前到今年上半年吧（否则就无法完全征服选民）。”我认为，由于微小的让步而给对手造成可乘之机，这不是作为谈判高手的中国人会采取的做法。
■何时以及如何决定人民币升值？
那么，何时、如何决定人民币升值呢？其中存在关键性的两点。第一是汇率形成机制的变革，以及须在变革后、资本转移增加前予以解决的众多课题。最重大的课题就是强化金融机构的经营体制和加强监管，这个目标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所以暂且放在一边。央行工作会议的相关报道还列举了下表所示的其他课题。至于这些课题何时能够完成，就是与时间赛跑了。
第二是有必要关注中国和要求“外汇汇率弹性”的G7各国间的“相互试探意图”。各国如何评价引进的新制度，将很大程度上左右未来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如果引进的新制度被摒弃为“存在缺陷、令人失望”，那么其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去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美国宣布与中国达成协议，将设立专家组协调人民币问题，据说美国财政部的专家还计划就此访问中国。但是，苛求“原则”的中国可能与其他国家“协商”属于主权范畴的外汇制度问题吗？
对此，中方曾表示“（温家宝总理）应布什总统的要求，介绍了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但另一方面，我们并未听到中方对美方的上述发言予以否认。
因为必须试探其他国家的意图，所以即使中国将实用主义优先于原则性也并不为奇。分析斯诺财政部长最近在议院的发言就会发现，双方似乎已经开始接触。暂且不管是否定位于“协调”，两国间还是可以就此问题开展进一步“对话”的。
上述两项关键因素对于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变革时机非常重要（当然有时还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其中，各项课题的进展情况只能期待于中国的努力，而在试探意图方面则取决于日美欧的态度。
未来人民币的走向问题与日本有着切实的利害关系，这在政治方面自不待言，在经济方面更是超出了美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所以中国应该有必要试探同样挑起人民币升值争论的日本的意图。中日之间同样需要中美之间那样的“对话”。我们期待着两国政府间有机会相互试探意图。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的重点是抑制通胀
那么，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报道阵势下似乎被“人民币升值”问题“夺走”头彩的今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的真正重心又是什么呢？是抑制过度投资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
并且，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在会议第二天发言指出，“前一阶段有一些提法说‘既要防止通货膨胀，也要防止通货紧缩’，现在是着重要防止通货膨胀。”，与会者深刻感到，1997年开始的针对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将进入全面调整期（2月16日《中国经营报》）。
因此，10日，在与人行工作会议同期召开的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出台了2004年控制金融贷款的措施。
“对于市场竞争力弱、偿贷能力低、信用记录差、行业风险大的企业以及（个别地方政府牵头的）‘形象工程’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银监会表示坚决不能发放贷款。当前特别是要加强房地产贷款、土地抵押贷款、开发区授信和债券投资的管理。”（2月11日《京华时报》）
前半段所指的“不能发放贷款”多是针对国有企业的融资。之所以强调要“坚决”，是因为各地方政府的游说和干涉实际上仍然影响着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行为。
银监会还宣布从2月份开始对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等（容易发生盲目投资的）行业的贷款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2003年中国商业银行贷款总量增长过快，而（上述）行业的贷款就是目前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中增长最快的领域，隐含的风险较大，资产质量情况亟待整治。”（同上《京华时报》）
自去年夏季以来，中国为了防止过热投资和通货膨胀，就开始采取对银行进行“窗口指导”和提升存款准备金比率等金融紧缩措施。如图所示，尽管措施出台后贷款减缓增长，但政府仍要进一步进行控制。而且采取的控制措施变得越来越强有力。
其他信息也表明了相同的政策方向。部委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据说全国省部级领导已经汇聚一堂开始“培训”。有报道说，培训的主要目的是力争统一认识（注：中国相当严肃的词汇），纠正地方领导者热衷于“形象工程”、只在GDP增长率上攀比地方经济发展和个人政绩的“发展观”，树立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基本出发点的新的“发展观”（上述《中国经营报》）。培训班的组织和举办由制订经济规划和筹划重要项目的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这是因为，防止投资过热和抑制通货膨胀是牵涉整个国务院的最重要的政策课题。
进入金融紧缩时期可能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下降。去年经济增长率9.1%的速度本来就过快。特别是过度投资带来的经济高增长率不过是昙花一现，其后果是严重的供需失衡、反作用下的经济谷底和新的不良债权。
当前中国无论是从地方来看，还是从行业来看，确实都存在着近似于泡沫的过热部分。由于具有与欧洲差不多的地域广阔性和多样性，所以不应当把部分过热现象误认为“整个中国都陷入了泡沫”，但是另一方面，分散的局部泡沫现象很有可能在今后的金融紧缩政策下崩溃。也许这些“局部地区”会发生严重问题，但却是无法避免的。为了维护国家整体的稳定增长，当前必须采取控制措施。
■日本迎来了重新斟酌对华战略的恰当时机
日本企业同样应当重视这一调整的“信号”。三年前的“中国威胁论”在近一两年间出现了转折，中国热再度兴起。日本的中国经济“发展观”惯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前正是踏踏实实地重新斟酌对华战略的恰当时机。
特别是，由于金融紧缩将导致“资金周转”恶化，所以应收账款回收这一常见问题极有可能变得更加严重。瞄准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应当集中销售人们愿意通过现金支付购买的热门商品。没有类似商品的企业或许最好还是调低一下预算吧。
但是，纵然经济增长减速,未来的中国仍将继续发展。希望大家对于中国崛起的连带效果进行稍微长远的思考。最近，由于中国特有需求的“爆发”，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和租船价格迅速上涨。这一现象也许说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或者在过去的25年间，全球范围内一直持续的抑制通货膨胀乃至于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通缩得以抑制虽是好消息，但看来并非完全如此。发达国家的部分行业和企业在遭遇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同时，有可能陷入无法在下游成品市场上将“中国成本”的上涨转嫁为价格而导致利润降低的事态。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将促使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的结构改革。
另一方面，在其他领域可能带来好消息。在人们印象里，抑制通胀时期的受益者只是“北半球”发达国家，“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资源输出国一直在蒙受损失。在悬而未决的新一轮WTO谈判中，如果上述南北之间的利害格局不发生改变的话，双方进行谈判的时机就不会来临。在IT泡沫破灭的今天，纵观全球，北半球发达国家愈发痛感经济持续增长要素的匮乏。这样的话，此时也许应该稍微把接力棒交给南半球国家一些。此外，如果说中国崛起为此提供了契机的话，则可能形成新的“雁行”模式（虽然由于领飞者过分出众，跟随者会感到吃力）。
非常清楚的是，日本将从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希望这次日本能够从各个角度关注事态的变化，提出正确的对策，避免走入另外的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