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领域中都存在类似生物节律的“周期”。这些周期也不是单一的，而通常是若干周期的复合与交叠。其中既有经济景气循环等以几年为单位的短期周期，也有十年为单位的中期周期，以及恰好与一国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以数十年为单位的长期周期。
当今的中国尤其具有这种“周期”特征。短期来看，去年中国经济发展极为良好。发展过度良好使钟摆开始向反方向振动。中期来看，去年完成了国家领导人从江泽民、朱槠基向胡锦涛、温家宝的更迭。与仅因领导人更迭而导致的骤变不同，中国的变化是巨大和复杂的，我们假借政权交替这个转机作为考虑的切入点，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在10年左右这一周期内渐进发生的政府主张的重心转移。长期看来，“中国的崛起”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周期将只持续数十年，还是会长达数百年？
最近，关于中国有若干个话题令人感到上述“周期”的存在。现在，我从中选择日本人不甚了解的，来讨论一下中国的现状。
■再度复发的“盲目投资”顽疾??空前的固定资产投资热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从92～95年过热到96～99年过冷的周期，凭借98年开始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00年出现了好转。2001年，加入WTO带动了对中国经济信心指数提高，不仅引发了新一轮海外投资高潮，国民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中国经济由此步入强劲的增长轨道。
然而，无意促使景气升温则另有原因。即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而采取低利率政策并进行大规模汇率市场干预，使货币供给迅速增加（向市场大量投放“美元买入资金，即人民币”）。结果变形为宽松货币政策，充裕的“放松银根”流入了强势心理支配下的经济领域。由于这个缘故，一部分“强势”转化为“陶醉感”，中国经济再度陷入“过热”周期。
去年中国公布的GDP增长率为9.1%，但政府内部有人认为超过了10%。在备受关注的华东等地区，某些城市的增长率甚至被认为超过20%。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增长了26.7%，仅东部地区就增长了33.6%。房地产投资增长了29.7%。工业企业整体投资增长39.0%，但是钢铁行业为96.9%，电解铝行业为92.9%，水泥行业为121.9%，汽车行业为87.2%……这些行业的增幅令人瞠目。如此乱投资的后果将是跌入强烈反作用下的谷底，演变为不良债权的银行贷款也会增加。被称为中国经济顽疾的“盲目投资”和“重复投资”呈现了复发之势。
■防止过热的减速措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承诺能否实行金融紧缩
监管当局看到了上述情况，从去年6月开始抑制房地产向银行融资对银行进行“窗口指导（照搬了日本的说法）”。去年10月提高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例。今年2月的央行工作会议上重点提出了阻止过度投资及其导致的景气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会上发言指出“今后必须将防止通货膨胀作为工作重点”，97年以来持续的以通货紧缩为特征的货币政策的方向转变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如图所示，虽然去年夏季以来银行贷款增幅已经减弱，但今年将进一步控制其增长。为清理对前述部分工业和房地产企业的问题贷款，对银行的特别审计业已开始。中国不得不采取减速措施以维持国家经济的整体稳定增长。
减速措施的方式明显强硬起来，但问题是这种减速方式是否足以给景气降温？实际上其中存在不确定因素。即在外汇市场上，由于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恐惧，无法提升人民币利率（因为仅提高人民币利率就会扩大与美元之间的利率差异，而加大美元资金流入国内的压力。这里牵涉到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物价已经开始上涨，然而利率维持不变，结果是，实际利率反而降低。即使保持利率不变，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强制紧缩银行信贷，但由于与市场原理相悖，所以无法避免一些弊端，例如不得不依赖贷款比例一刀切（同比例削减）等旧式手段；非法高息转贷将增加等。
如果减速无法实现，景气过热将进一步严重化。如果减速得以实现，今年中国经济的景气形势将下降，经济过热的区域和行业将面临紧缩银根带来的严峻状况。极为困难的局面似将来临。
但是，因此而鼓吹“中国崩溃”是轻率的。日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应当尽早纠正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的坏习惯。尽管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处在过热、过冷、再度过热的曲折过程中，但也并未“崩溃”。这次同样很难得出“崩溃”结论，今后的基调也应该仍是增长吧！中国的领土面积及经济领域多样性与整个欧洲相当，如果不以个别和微观的方法看待其前途，就会做出错误的应对。
■吹向“滥开发”区的“肃正”风暴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控制投资的不仅仅是金融监管部门。去年夏季开始，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5部委，对全国各地的开发区（工业园区）进行了严格的联合审查。严厉制裁了向开发区倾斜的导致胡乱开发的监管宽松、政策优惠和政策挪用。特别需要指出，据说中央政府对在划定开发区时农民未获得足够补偿金就被从农田中驱赶出来的事实非常重视。
去年年末，国务院发出通知，以超过预期的规模“清理整顿”这些“滥开发”区。县级以下政府划定的开发区一律取缔，对中央政府划定（国家级）的开发区，未经审批扩建的部分，一经发现，也将被取缔。通知还严厉要求取缔后的开发区必须恢复为农业用地并无偿归还农民。因为很多开发区受到了制裁，估计会对今后日资企业投资用地的供给产生影响。
■从“分裂分权”到“统一集权”??税收和地方转移收入的大幅增加
10年前，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与其形容为分权性质，不如说是带有分裂倾向，凭借各自经济的成功发展积累了自信的地方政府拒绝听从中央政府的指令。当时不听号令的地方政府中广东等省可谓首当其冲。其原因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采取的分权政策。分权政策导致了地区经济差别的扩大，但是反过来也促进了各地之间在经济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竞争，促进了早期改革开放的进行。功过大约参半吧！
众所周知，80年代邓小平倡导的“先富论”正是分权潮流的象征。而当时陷于财政困境的中国除了分权别无他途的事实，却出乎意料地不为人知。
80年代，由于开始改革开放，以往依赖计划经济的旧有财政制度变得飘摇不定。一直以来依靠各地政府“上缴”的中央财政仓促引进了“包干制（激励制度）”。在各地则表现为少额申报反而比上缴中央更受推奖，中央财政愈发处境维坚。“地方政府供养中央，却只能唯中央命是从･･･”。90年代上半期，广东省不听号令的状况已经很突出，国库也正行将空仓。
但是，在财政危机的触动下，中国在93年末引入了“分税制”，按税项区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自取得部分，并大幅提高中央政府分配比例的重大改革措施。中止地方代征国税，新设立了国家税务总局。享分税制之荫泽，中央财政在全国税收总额所占的比例从93年的22%骤然恢复到了55%。
地方政府为什么能适应这种不利制度的引入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央政府承诺将由于分税制减少的收入作为既得利益归还地方政府。“那么，中央财政的改善也就只是表面现象了……”。虽然如此，但是中央政府也施展了一点技巧。那就是，增收的税金中中央政府将取得较为丰厚的部分。
引进分税制后过去10余年了……其间中国财政发生了令人瞠目的两点变化。
其一，中国成为税收增加的国家。与日本比较一下会很容易看出。去年两国的名义GDP，中国是日本的30%；两国的中央和地方税收合计金额，日本为73兆9600亿日元，中国为31兆8700亿日元（包括关税收入、按1人民币=13.19日元换算），中国是日本的44%。相对于GDP，中国征收的税金是日本的1.5倍。1999年，一般税收突破了1兆人民币，2003年突破了2兆人民币･･･这种增长态势与日本昭和40年代高速增长期间的税收自然增长相仿。
其二，由于最近10年间的丰厚税收增加，中央财政财力不断增强，向地方转移支出的势头非常迅速。
上图通过地方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揭示了这一现象。分税制引进之初的96年，既得利益归还（“税收返还”）在所谓的转移支出中占据了多半，其后可以看出，财政补助和拨款等真正意义的转移支出迅速增加。2003年，仅这些自主裁定的部分就接近5000亿人民币，换算日元为6兆5000亿日元，考虑到中国的物价水平，这一数额并不低。
最近在中国，新政策的出台多数由中央政府决定。与往昔不同，中央不仅向地方发号施令，还要投入资金。此外，依法行政的新模式正在建立。中央政府部门颁布的新法令及通知数量之多，令人大慨“一个部委不过数百名工作人员，干的活倒不少”。
看到日趋扩大的地区经济差别，日本人中持“中国联邦”化论者甚众。但，中国对眼前的经济差别并不是听之任之。从资金流动范围观察，可以看到目前的趋势是从“分权分裂”走向“集权统一”。关键是，国债发行余额持续增加的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
■胡锦涛、温家宝政权是“自由”一派？??面向弱势阶层的支出激增
那么，中央财政向地方的转移支出用途何在呢？
……减轻农民税负的财政来源（补贴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失业保险・再就业支持政策支出、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和退休者养老金支出（提高支付标准）、内陆贫困地区政府的财政补贴、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支出……
过去由于财政匮乏而无所作为的面向弱者的财政支出正在迅速增加。按照美国的说法是“自由派”的政策。虽然没有提出“福利国家”等不切实际的说法，但在2002年秋的第16届党代会上，选举胡锦涛作为新总书记，并通过了“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国民生活全部达到基本满足）的目标。当时人们认为这不过是口号，现在却已有了资金的投入。按照日本的说法，距离“健康并达到文化需求最低限度的生活”（宪法第25条）的实现还有16年，正所谓前途依旧艰险，但已经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从深入改革开放的90年代，到对国民生活给予些许考虑的“自由”的21世纪……似乎可以比喻为，在“改革开放”中大步前进的中国，最近于不经意间窥见了镜中的自己，发现其身影竟与对弱者极为残酷和苛刻的19世纪资本主义相似。
如果中央财政不具备财力，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严格说来，江泽民时代的末期已有了变化的萌芽。但是，国民及全社会将此变化视作“胡锦涛、温家宝政权之特征”，称其为“平民政权”。可以说，这是10年或者更长的中期性周期的表现吧！
■通过废除“农业户口”促进人口流动
最近另外一点令人惊异的变化是，废除传统“农业户口”制度的动向。
“中国农民由于户籍关系而被束缚在土地上。即使能够去城市短期打工，也没有流动的自由”。这本来是关于中国的常识。另外，农村在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制度方面也与城市完全不同。所谓“城乡分离”、“一国两策”，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受到“二等国民”的待遇。要实现“一流国家”的目标，就必须消除这种差别。
去年3月以来，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等地开始试行废除“农业户口”、“城市户口”等户籍分类，统一实行“居民户口”。开始为农民从省内外向城市流动敞开大门。虽然最受青睐的上海市仍旧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但也已经允许迁入城区的本市农民转为城市居民。
当然，并非所有迁入人口都会取得户籍，很多地方附加了在城市购买和持有住宅的条件。因此，贫困的农民仍旧被排除在外。但是，一旦取得户籍，在子女入学、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可以享受同等待遇。
虽然只在部分地区试点，但新政策的安排却是中央做出的。为农民迁入城市开辟道路，是消除国民差别的社会进步，但其背景是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问题。缺少了从收入较低的农村向收入较高的城市的人口流动，城市和农村间的差别问题最终还是无法解决。如果人口从劳动力剩余的农村转出，农村的人均收入就会上升。人口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向城市流动，国家经济整体的生产率就会提高。总之，中国即将经历与40～50年前的日本相同的道路。
顺利的话，废除农业户口将为中国的经济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的风险也很大。当人口流动走上正轨后，城市由于接收了大量来自农村的新居民，其治安和稳定会受到何种影响呢？
更为严峻的是雇佣和就业问题。如果城市劳动力不足，人口流动恰为良策，但实际上城市就业难尚有待解决，加之农村新劳动力的注入，就业局面将愈加严峻。中国首先将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等南部沿海地区作为废除农村户口的试点，也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顺利，对新生雇佣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最强。
■“中国崛起”为世界带来什么
当然，中国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国内。最近两三年间，日本经济界清楚地看到“中国崛起”对外界的影响，即以“中国特需”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在政治外交场合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加入G9只是时间问题吧！
在经济方面，中国崛起开始带给外界不仅停留在“特需”方面的更长周期的变化。最近，由于“中国特需”的爆发，铁矿石等原材料和租船价格急剧上涨。整个90年代，或者说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世界范围内持续的滞胀以至通货紧缩的局面似乎也开始发生了转变。通货紧缩的停止虽是好消息，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发达国家的部分行业、企业在上游遭遇产业原材料涨价的同时，下游的制成品市场，由于“中国成本”而无法进行价格转嫁，可能出现利润率降低的情况。这是中国崛起带给发达国家经济的第二轮结构改革的冲击波。
另一面或许是好消息。滞胀时期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北半球”的发达国家获得好处，而“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资源出口国一直在蒙受损失。悬而未决的新一轮WTO磋商失败的背景中也包括南半球国家对“自身毫无收获”的不满。南北半球间的利害得失关系不改变，新一轮谈判的时机也不会恢复。如此说来，纵览IT泡沫破灭后的当今世界，深感北半球发达国家缺乏进一步增长的素材（有的话，也是“中国特需”之类吧）。要是这样，也许现在应当稍稍把接力棒交给“南半球”。那么，以中国的崛起为契机，也许会另外形成新的“雁阵”模式。虽然跟随国由于领飞者的过于强大而非常辛苦，但是如果印度、巴西等国崛起后不久也能给周边地区带来“中国特需”式的变化，也许这将会令整个世界改观吧！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无论好坏，日本从中受到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希望日本这一次不要陷入极端，而应全面地观察发展趋势，避免错误的应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