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底，中国决定提高利率。听说这是从1995年7月起，9年来的首次加息，笔者感慨很深，因为本人曾1990年代后期在驻华日本使馆工作，当时听到的利率调整消息一直是下调。

■经济过热中持续存在的低利率政策

　　200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过热”问题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争议。回顾一年来的情况便可看出，即使不是“全面过热”，中国仍存在整体投资过度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资金成本、即利率过低。
　　过去海外一般认为过，“中国一直保持低利率是为了维持美元挂钩制”，因为如果在美元利率保持不动的情况下人民币单方面地调高利率，那么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会随之变大。然而，美国3年半以来首次提高联邦基准利率是在去年6月份，而中国加息却是在4个月之后。并且，截至2004年12月底，美国在半年内连续5次分别加息0.25%，合计加息1.25%，而中国却只在10月底加了一次息，只有0.27%。看来“维持美元挂钩制”不是低利率政策的唯一的理由。在经济过热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既然美元已经提高了利率，人民币似乎也应该进一步提高利率，然而为什么事实却并非如此呢？
　　或许，这是为了回避由利率的提高引起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一步恶化。再者，由于连续9年一直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整个中国经济也恐怕已经过于习惯低利率的状态，较难以接受利率的提高。如此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限于中国，日本、美国都处于相同的境遇。告别长期的低利率现象恐怕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共同课题。利率政策应该如何？这将是中国今后继续面临的宏观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

■人民币的“稳定”

　　人民币汇率问题去年也继续举世瞩目。对此，笔者很同情中国，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1998年使得东亚深深认识到，货币的变动将会带来何等可怕的灾难。亚洲金融危机距今不过数年，当时的国际社会也希望中国维持人民币稳定，但现在很多国家已经把此事忘之脑后了。第二，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确实显示出人民币现行汇率过低，但是，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着庞大的潜在外币需求，应该没有任何人真正知道，人民币汇率是否真的过低。第三，最近3年来，日美等国部分人士过分地对人民币贬值问题采取了偏激的、政治性的批判。这使得中国无法从容、冷静地思考在这个问题上的利害得失。
　　但是，展望未来，中国不应该单纯囿于过去。第一，人民币所挂钩的美元愈发显著下跌。自2003年夏季开始，到目前为止的1年半时间里，美联储公布的美元实际汇率（对26国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已下跌了20%。从布什政府的态度来看，美元即便不会暴跌，也很难改变下跌趋势。究竟人民币随美元下跌而动的做法是否明智和妥当，中国当局可能对此更为苦恼了。
　　第二，东亚国家实质上的经济密切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这些国家中，一直维持美元挂钩制的，只有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在其他大多数东亚货币对美元比价都已上升的情况下，人民币保持对美元“稳定”，就意味着在东亚国家中惟有人民币是在持续下跌的。中国到底应该以什么为基准保持“稳定”，恐怕需要从中国与地区之间的实际经济情况出发做出判断。
　　但是，最近中国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最近笔者看到一篇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论文，该文观点新颖，没有受锢于老看法，令人耳目一新。
　　此外，过去对于国内的外汇购买需求，中国一直以来有意控制。最近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各种放宽管制的政策的连续出台。这可以理解为，中国正在致力于“完善”外汇管理制度，为日后的制度调整创造条件。
　　笔者无法预测人民币制度改革之日何时到来，但期待早日促进这一问题的“软着陆”。

■改革失去方向？

　　最近几年里，中国经济政策令人感受颇深的是，纠正过去片面性发展方向的政策明显增加，如，重视农民及失业者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致力于地区平衡（统筹）发展，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等。其中有一点和过去很不同的是，由中央财政的大量投入，中国也启动了“收入再分配”政策。看来1993年启动的“分税制”虽然刚开始时受了些批判，但终于在10年后实现了中央财政力量的增强，由此，才可以运用预算，来解决以往束手无策的弱者利益保护问题。
　　对于这些政策的变化，应该还可以指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周期”变化。加入WTO前，2000年前后的中国笼罩在一种“只有推进改革才有出路”的紧张气氛下。社会广泛认为，尽管加入WTO会面临艰辛的前景，但与国际社会“接轨”是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在这种危机感下，改革开放有了大幅推进。而且加入WTO后，反而因为外界看好其投资环境的改善，产生了第三次外商投资热潮。但是，“月满则亏”，改革会带来正负两面的变化，人们开始注意到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在变化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异及地区差异。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曲折的。想要弥补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非常正常的举动。但是，反过来，笔者倒觉得中国加入WTO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大方向有些不太明确了。这种观点也许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可能会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国策，但对笔者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下一着棋没有几年以前看得清楚。
　　如在上面所说的那样，2000年前后的“开放”政策是以加入WTO为目标，以改变社会意识的强大动力来推进的。尽管现在WTO市场开放承诺正在切实得以实现，但只是在贯彻既定的路线。在“改革”政策方面，例如1999年的四中全会为确定日后的中长期改革方向起到了巨大的启迪作用，目前则将重点放在了纠正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上。过去几年，中国是否没有出台显示将来改革方向的新政策？去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投资体制改革的通知》，这恐怕是最近较少见的“改革政策”，但颁布后一直没有得到贯彻实施。
　　笔者对于2000年前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感受良多。在日本，这种政策要获得社会的认可，实在比登天还难。笔者甚至羡慕地想，处于崛起阶段，国家的劲头竟然如此了得！也正鉴于此，笔者期望哪怕存在着些“周期”性问题，中国能够尽快推出下一步的改革政策。

■改革与平等、稳定之间的平衡

　　在日本30年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有位叫做田中角荣的首相。很多中国人记得他是恢复中日邦交的大功臣；而在日本，他的知名则是因为，他为了使那些在经济高速成长中没有受惠的人们也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煞费苦心。本人出生于日本贫穷的地方，而没有很高学历的田中角荣为提高那些没有被大城市发展带动起来的地区的收入，大幅增加了地方公共事业投入。虽然最后田中因通货膨胀和贪污事件丢了官职，但后来，自民党政府在其后也继续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与选举的投票机制相结合，由此实现了自民党的长期执政。
　　日本虽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世界罕见的平等社会（由此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级阶段”），但另一面也使众多领域改革迟缓，致使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就是过于重视平等，害怕进行伴随着阵痛与混乱的改革的结果。经济政策有周期不要紧，但必须保持平衡。
　　中国潜藏着巨大的可能性，但存在的问题也堆积如山。这一年来的经济过热问题，体现出经济改革任重道远。纠正负面影响固然重要，但明确改革的方向、果断予以实施也同等重要。因为如果在这方面有所延误，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前途艰辛，值此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半期的第一个年头，愿中国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