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须认识到应在近期提高人民币汇率，
但人民币过于波动又会给日本造成影响，
日中两国应致力于地区货币的稳定。
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呼吁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主席格林斯潘7月16日在国会发表证词，称“中国当局如果继续采取盯住美元的做法，将使国内经济置于危险境地。”18日，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发表了类似内容的讲话（《南华早报》）。
之所以出现要求中国调整汇率呼声高涨的局面，是由于最近美国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以及EU欧元汇率有可能继续升值，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中国为了防止现行汇率（1美元=8.27～8.280元）的上升，一直在干预外汇市场，大量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参见图1）。在中国的外汇市场，投机资金是无法介入的。因此，尽管中国去年的外汇交易额仅为972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却增加了690亿美元。简单地说,外汇储备可以看作货币当局干预市场所用帐户的余额，这个数字说明政府通过干预市场购入了相当数量的美元（资产）。外汇交易额的70%来自于当局的干预――这种极端的现象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现行汇率下的供求不均衡。
外币的主要来源是贸易顺差和外资的流入。但在贸易顺差方面，中国去年全年顺差额为303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则减少到44亿美元，这反映了中国景气情况良好、进口增加。
在外币来源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持续增长的“外资”引进。去年上、下半年外国投资分别增长到246亿美元、282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则增长到303亿美元。这种增长并非只是出于“以不断增长的内需市场为目标的对华投资热”。这些资金以外国投资形式亮相，实际上带着预期人民币将会升值所流入的“热”钱性质（译注：游资）。
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一个佐证，是地下资金的流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一项的数字一直很大，人们认为这意味着存在大量的资金外逃（资金非法转移出境）。2000年，该项数字为119亿美元，前年减少到49亿美元，去年则转为78亿美元的正值。虽然美元利率下降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但另一种说法是想到将来人民币的走向,中国人的外逃资金正在大举返回国内。
■ 维持现行汇率对中国有好处？
中国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这两方面对中国的影响都是无法忽视的。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从2001年1月到2003年3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增加了600亿美元。虽然没有公布中国货币当局购买了多少，但货币当局应该是将去年干预市场所得到的大部分美元都投资在美国国债以及联邦住宅公司债券等安全的美元资产上了。
但是，连续将巨额人民币换为美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将来人民币一旦升值，资产价值就会缩水。而且问题还并不仅仅在于此，中国部分有识之士曾自嘲：“中国对美国筹集伊拉克战争军费的贡献实在不小……”
在干预市场过程中所卖出的人民币的流向问题更为严重。简单计算的话，去年中国所增加的690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于货币供应量（M1=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约7兆2000亿元）的7.9%。如果放任市场大量的流动性，就会扰乱货币供给，也就是说，需要进行冲销式干预（卖出债券回笼现金）。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定期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人民银行在大量进行市场干预的同时，也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基础货币，去年4-12月回笼2467亿元（约300亿美元）、今年仅第一季度就回笼1464亿元（约177亿美元）。
如果事情就此发展自然万事圆满，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仍在急剧增长。今年6月份，冲销式干预产生了一定的效果，M0（流通中现金）增长率控制在了12%（与去年同比，以下同），但M1（M0+活期存款）及M2（M1+定期存款）的增长率却超过了20%。同时，今年上半年面向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了35.6%，出现了泡沫现象。人民银行认为事态严重，便于6月中旬下了一贴重药方，紧急出台了控制房地产融资的新政策，使得这一产业陷入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之中。
其实，当前中国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种行政指令，而是提高利率防止经济过热。但是，如果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加大，将导致海外资金更多地流入国内。因为中国把正把阻止人民币升值作为第一要务，所以人民币的利率又不可能高过美元。
FRB主席格林斯潘在前文所提到的国会证词中指出，“中国当前的政策（持续购入大量美元资产以维持汇率稳定）不会长久。因为它将导致货币政策的功能受损。”促使这位货币当家人决定说出这番话的，大概就在于前文所提到的那一系列问题吧！
■ 中国为何一直固执己见？
与日本一样，认为自己是中国经济增长火车头的出口产业在社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在政府部门中，负责贸易的商务部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使出口受到打击、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所以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
可能有人会觉得，中国有着让世人羡慕的高增长率，怎么对经济增长的胃口还是如此之大？实际上，从就业来看，中国的就业率直至今日依然过低。尽管7%的经济增长率带来了8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但每年单是新增毕业生就达1200万人。人口动态失衡导致了中国失业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如果因此而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下降”的话，国家领导人也会很不好受。
中国的另一个理由是人民币升值会给很多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带来冲击，农业首当其冲。中国农业向来给人一种竞争力很强的感觉，其实是以前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而过分保护农产品价格的结果，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差距很大，粮食等的价格要比国际市场高出好几成。
其次是钢铁、化学等设备产业。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所以至今仍以国有企业为主。由于没有竞争力，因此很多企业只能靠对进口产品频频提出反倾销起诉才能生存下去。
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将直接冲击这些弱势产业。从政治角度来看，这虽然是较少数人的痛苦,但这样做会给大多数人带来较不利影响,国家放在首位考虑的自然是切肤之痛――救济，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但是，最根本的理由还在于国民的心理。
无论汇率朝哪个方向变化――升值或贬值，对于一国经济来说都是双刃剑。人民币升值虽然有损出口产业的竞争力，但却会提高购买力，中国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必需的进口商品；被生产过剩所困扰的中国制造业需要自行拓展海外销售渠道，而人民币升值正可以成为促使其走出国门的催化剂；并且，大量的外债偿还负担也可以趁人民币升值之机得以减轻。
置人民币升值之“功”于不顾而只问其“罪”……。借用养老孟司先生新书的标题，这纯粹是“固有观念造成的障碍”。有人说，“这与三十多年前的日本一模一样”――“当时日本经济界也坚持认为：‘如果破坏1美元=360日元的制度，日本经济将会崩溃’”。
由于这一障碍的存在，中国国内对于人民币的看法与海外截然不同。商务部部长吕福源先生最近称，“没有一个国家在考虑货币政策时首先考虑国外情况。”在这里,人民币问题完全化为了零和博弈，而日本对中国“廉价的人民币造成了日本通货紧缩”的指责无疑于火上浇油。
最近中国有报道说“今年吸引外资一定会突破600亿美元”，但基调甚为乐观，丝毫不见对这种日益增长的资金流入压力的忧虑之色。由于存在着“固有观念造成的障碍”，在货币政策走向方面，中国对来自海外的忧虑之声充耳不闻。
■ “自由浮动制”的风险
中国今后应何去何从？FRB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证词中怂恿中国加大人民币的浮动幅度，其发展方向最终是“自由浮动制”。之所以这么说，最充分的理由是“中国自己就是如此计划，一路走过来的。”但是，看了下文大家就会知道，恐怕这并不是正确答案。
日美贸易摩擦和日本经济的历史证明，事实上并非是“贸易顺差国通过浮动汇率制升值本币，将减少贸易黑字，使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在外资方面亦然，货币升值预期越高、越会吸引更多的外资。
即使货币小幅升值，不断流入的外币还会期待货币的新一轮升值，而害怕货币升值的政府为此不能不考虑降息(降低本币利息会缓解其升值压力)，这样会使得整个经济走向过热，当经济呈现过热预兆时也无法提高利率，于是泡沫随之产生，整个国家就会掉入“流动性陷阱”（零利率）……这真是日本经济在80年代后期所经历过的。
可以说，中国正在步日本的后尘。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斯坦福大学）曾在《美元与日元》一书中栩栩如生地描述过日本货币政策跌宕起伏的经历，他最近在论文中向中国敲响了警钟，指出中国与日本一样，存在着走入持有美元的经常项目收支大规模顺差国家的死胡同（conflicted virtue）的危险。麦金农教授说，要防止这种危险的发生，“中国必须保持现行汇率,以次防止升值预期无界限地发展下去”。但如何解决目前的外资流入压力呢？他主张 “应果断采取增加进口的做法，使贸易收支转为大幅逆差，由此抵销资金的入超”。但是，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这剂药恐怕比人民币升值更为苦口。
作为邻国，日本应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状况？一听到中国在步日本的后尘，那些中国经济威胁论者们可能会窃喜，但这也属于“固有观念造成的障碍”。
我这么说并非是在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君子高调，中国步日本后尘陷入经济低迷对日本是否有好处？日本也应从“固有观念造成的障碍”中走出来让理智占上风。
现在日本对华出口是一路高歌。尽管去年日元升值，但乘着中国经济景气和其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关税下调的东风，日本对华出口与前年同比增加了32%。今年上半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了36%，增加金额达8169亿日元。钢铁、化学、电子产品、汽车、机械……日本最近是凭借对亚洲的出口来支撑着经济的景气，而在上半年出口总额与同期相比增加的9844亿日元中，82%来自于对华出口。几年前世界银行所做出的“中国加入WTO的最大受益国是日本”的预言正在不断得以印证。
不仅如此。即使没有FTA（自由贸易协议），中日经济的一体化依然在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确有一些明显的损失，如企业工厂向中国转移等，但我们阻止不了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日本的惟一的出路是尽可能从中国获取利益，以弥补损失、化损失为收益。
据说，19世纪最大债权国――大英帝国曾在海外投资中获取过相当于GDP（国内生产总值）6～7%的收益。日本也应该将资产进行分散投资，以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多多获利。扩大东亚对日本的投资也很重要。由于日本股价较低，因此在企业购并方面颇具商机。可以借助亚洲企业和新兴市场的力量，让那些在日本人手中经营不善的企业重新振作起来――这也是一种很出色的对内投资。台湾企业最近纷纷购买那些在业务“选择与集中”过程中被淘汰掉的日本大型企业的子公司，今后日本应致力于吸引来自中国的类似投资。
吸引亚洲豪华观光游客不仅使日本减少了庞大的旅行收支赤字（上一年度为2兆8500亿日元），而且也是今后振兴地方经济的一张王牌。对于目前的日本旅游业界来讲，其主要的吸引对象不是欧美人而是台湾、韩国的有钱人，今后来自中国的观光客也不可或缺。
日本今后必须做出类似的努力，争取从中国(以及整个东北亚)获取收益。要是人民币汇率忽低忽高、最后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低迷的话，怎么可能会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呢？当初日元汇率的大幅波动曾影响了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如果人民币也如此波动的话，日本以及整个东亚经济都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 设置稳定东亚货币的架构
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正确做法是设置东亚区域货币稳定架构。虽然人民币的升值不可避免，但它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应该向“自由浮动制转化”。
直至1999年欧元诞生，欧洲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实行区域内的固定汇率制。虽然由于投机及各国景气周期的不同而要频繁调整平价，并因此经常被打上“失败”的烙印，但他们从没停止过努力。因为他们看透了美国――对赤字满不在乎的基准货币国――的不负责任，不相信“浮动汇率制最正确”的宣传。曾经为马克升值而苦恼的德国通过与邻国组成货币同盟，成功地把稳定货币的重任分散给了周边国家。
东亚应该借鉴欧洲在稳定货币方面的智慧，采取美元、日元、欧元三种货币的一揽子盯住汇率制。多个国家或地区通过一揽子盯住汇率制，就能提高对货币波动的集体抵抗力。现在韩国实际上采取的是盯住日元制，台湾与日元的联动性也很高，应该促使他们向一揽子盯住汇率制靠拢（参见图2）。
即使中国与现在的与美元挂钩制告别，也需要替代的目标和周边国家对这种转化的支持。日本应该把“支持新汇率”作为两国共同的目标，在实现该目标的过程中，日中两国可以协商人民币汇率今后应该怎么办。
推广一揽子盯住汇率制不仅是为了东亚区域货币的稳定，也有益于日本。同为东亚地区领袖的日中两国应该彼此拆除“固有观念造成的障碍”，冷静地从长远角度计算国家利益、地区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