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143个成员国，结束了1986年中国首次申请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来长达15年的谈判历程。津上俊哉回顾了这期间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的转型进程。

　　简单而言, 世界贸易组织的本质就是市场经济原则。世界贸易组织的根本理念是通过将市场经济原则引入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消除贸易壁垒和歧视措施，实现全球经济总体福利的最大化。其理念是通过连续数轮谈判，实现降低关税壁垒，制定新的贸易规则，特别是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间，他们更是将贸易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即便如此，世界贸易组织体系还是经常会触及成员国对外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问题，并且缺乏足够的力量强迫所有成员国的内部系统运作都以市场经济为核心。这正是中国入世谈判出问题的原因－中国正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即所谓的“转轨经济”）－谈判涉及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

■ 不协调的经济转轨

　　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局限于在深圳等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引入外国投资。到1990年代才开始由封闭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真正转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成员资格问题的实质性谈判始于1994年。但此时1989年天安门事件刚过5年，“改革开放”政策仍然缺乏稳定性。因此，人们一再追问，“中国是否当真不会从向世界开放的改革政策中倒退”？
　　中国入世谈判之初主要是无休止地争论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否有重大意义，以及中国是否具备入世资格。例如，在其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下，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和供求均由政府控制，且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所有，生产、销售、人事和资金等方面均受政府影响和指导。外界自然认为，此类国家即使降低关税，政府仍可继续控制进口数量，而非由市场自行决定。
　　针对这些疑虑，中国代表团强调，他们将继续废除价格控制和进口管制，未来将停止政府对国有企业管理的直接干预。他们可能觉得“水杯已经半满”，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却认为“杯子仍是半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怀疑中国方面的说法是否可信。此外，在1994和1995年期间，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中国几乎没有做出开放服务市场的任何准备，而服务市场的重要性几乎已可同商品贸易相提并论。
　　面临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在1994、1996和1997年宣布了一些单方面开放市场措施，因谈判进程停滞不前，中国确实打算逐项实施这些措施，以向世界展示其入世愿望。但中国大范围单边开放市场的背后存在另一因素，虽然短期内中国还无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改革开放”：市场开放的驱动力

　　中国之所以向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单边开放市场，是因为从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角度出发，这些承诺的措施亦属必需。
　　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点：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支柱，国有企业必须独立于政府，拥有自主管理权，承担更多责任。其次是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的功能应当由起草经济计划、下达命令和管理企业，转变为制定和监督经济活动规则、建设基础设施及通过税收和开支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以上两点相结合就可实现政府控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在市场中开展以规则为基础的竞争活动。第三点是市场开放。中国缺少资本和技术，开放市场是中国获取外国产品、资本和技术的一个途径。同时，通过市场开放还可引入其所必须遵循的市场经济模式。
　　因此，“改革开放”是一项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引入市场机制促进经济更有效运作的政策。
　　不用说，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带领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进入伟大国家行列。中国愿意实施痛苦的改革措施是其最终得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表面原因，而真实的驱动力则来自其对富裕和进步的渴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稍稍夸张地说，入世谈判其实是迟早要进行的中国内部改革以适当的价格“出售”给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一种方式。

■ 入世谈判和改革开放

　　但与此同时，在改革支持者看来，作为一种“外部压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先决条件正是加速改革开放，防止倒退。这一点在1999年11月中美签署双边协定的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当时承诺的市场开放措施极为大胆，令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者们兴奋不已。而若没有同入世最重要的门槛美国达成协议的强烈动机，中国根本不可能做出这些承诺。
　　同时值得指出的是，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进行国内经济改革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制度框架，并发挥着示范作用。中国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对市场开放的要求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规则中学到了很多。对正着手制订金融和电子通讯等服务市场开放时间表、改革进出口管制体系的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如此。
　　似乎可以说，中国入世和“改革开放”进程就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很难看到出路的谈判当中，中国代表团着急了多次，但随着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单边开放市场措施的实施，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日益感到达成协议的时机已经到来。

■ 迅速的民营化进程

　　似乎可以说在1990年代初以前，中国一直将引入外国资本和技术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如果不是唯一）手段。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内资本积累极为缺乏，以及技术上存在巨大差距。在此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外国，入世也正因此成了一个迫切问题。
　　直至今日，中国的上述目的仍基本未变。不过，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化、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国内资本的积累，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新的方面，其中部分就是中国经济“民营化”的迅速进行。
　　中国虽是个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但私人企业早在1980年代就已出现。不过，因意识形态原因，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歧视和谴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和弱小企业的淘汰，存活下来的私营公司突然站到了最前沿，开始倍受关注。最近，一些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商业人士创建、以硅谷为仿效对象的创业公司开始涌现。实际上，“国有经济”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下降至25%左右。相当敏感的中国民营化进程如此迅速的原因所在，从“资本”角度考虑一下，就很容易可以理解。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充足的资本供应。中央政府要想保护国有企业体系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投入资本。然而，中国财政并没有足够财力，提供和经济规模相当的资本投入，以保持其经济增长速度。结果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被迫在保护意识形态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做出抉择。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让人民相信其管理合法性的根基，而今除了和意识形态告别、选择致富道路外，已别无它途。
　　今天，中国的私人存款总额已接近100兆日圆。接下来要做的是允许有钱人提供资本。1999年中国修改宪法，原只被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的非公有企业，被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开始废除对私营企业的系统性歧视，私营经济已得到较完实整的认可。
　　在此期间，为跟对外开放做区分，一个新词汇被创造出来，即所谓的“对内开放”。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允许外国公司大规模进入金融和通讯等原为国有企业垄断的多个行业。上述新词的含义是∶“如果你允许外国公司进入，也应该允许国内非公有企业进入，这样就可更接近同水平竞争。”这种思维方式很有意思，因为它表明竞争观念开始在中国人民心中扎下根来。
　　最近一到两年，中国又出现了另一新趋势，即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企业产权形式的变革。具体而言，大型国有公司正开始以新的方式在股票交易所上市，企业经理和员工开始购买小型但经营稳健的国有企业及乡镇企业。中国股票市场始于1990年代初，但当时的中国股市无非是个筹集“御用资金”的场所。市场经济的拓展赋予了股票市场两层崭新的含义∶股票市场代替政府成为企业的监督者，同时也代表政府原已投入资本的退出渠道。对社会负担（如养老金和福利等）沉重的国有企业，中国采取的政策是将公司优良资产从公司的剩余部分剥离，后者需要进行另外处理，而处理费用则由前者在股票市场所筹集的资金支付。最近令人吃惊的是，中国骨干国有企业如石油和钢铁制造公司还开始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
　　诚然，中国股票市场仍面临着无数问题，但“资本”的概念正逐步改变中国经济的本质。在中国入世谈判进程中，世界贸易组织的任何成员国都未预料到中国的民营化进程如此迅速。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并未要求中国进行此类民营化，但这些变革似可视为是向市场经济的日趋接近。情况既已进展至此，是否称中国为社会主义国家并不重要，至少在经济方面是如此。

■ 中国经济的命运

　　当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或市场经济扩散的后果并非全对中国有利。一个负面后果是地区贫富差距已明显扩大。另一方面是在市场开放之后，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获益最多的是沿海地区，尤其是南方和东部沿海。但即便在那里，也有许多人因国有企业重组而失业，好在发展迅速的私营经济正吸收这些失业人口，改革也相应得以顺利推进。但市场开放的冲击正延伸至落后地区，其后果则同沿海地区相反。
　　农业问题可能是中国未来10年将面临的最大挑战。为增加食物产量，中国过去推行了相当不合理的农业政策，导致中国农业效率极其低下，中国主要粮食产品的价格和国际市场存在较大差价。今后，随着市场的大范围开放，国内农产品价格必将下降，而一旦如此，那些收入在贫困线上的农户将无力谋生。中国有8亿农民，农村劳动力供应严重过剩，很快，农村将无法维持如此之多的人口。唯一的选择很可能就是多余劳动力迁往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这些过剩的农业人口方可养家糊口。但此举涉及的迁移人口总数可能超过1亿，其社会冲击无法估量。
　　缓解这类矛盾的关键在于政府财政。然而，中国目前已积聚了巨额隐形债务，未来将趋显现，其中包括未来的养老金负担以及过去累积的贷款坏账处理。为缓解矛盾同时避免金融危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尽可能维持高增长时间。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尚不明朗，中国能否安渡难关仍有待观察。
　　不过，自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朱妈基加大改革力度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取得明显进步。令人钦佩的是，尽管眼前形势艰巨，但他们还是在促进推开未来之门的改革进程中允许人民享受成功。现实情况是中国经济存在大量严重问题，如果说目前的中国经济还有光明的一面，那就是中国人民推进改革的艰辛努力现已开始获得回报。形势远非完美，但中国人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能取得如此成就，即便是竞争对手也应公平一些，为他们送上一声喝彩∶“了不起”！

■ 中国入世对日本的意义

　　最近，日本国内开始担忧中国入世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入世谈判基本是申请国单边开放市场的过程，中国入世对日本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今年，日本对华出口可能会有相当幅度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日本有可能是中国入世的最大受益者。
　　些人担忧中国入世的负面冲击，因其实并不在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本身，而是因为至少在某些方面，中国经济的实力和效率已取得实质成效，这是中国在入世谈判的同时推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去年日本和中国曾爆发农产品贸易摩擦，今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会经常发生。“以低价出售高质量商品何错之有？”，这是过去美日贸易争端期间日本方面经常反问美国人的一句话，而最近，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日本的处境可能和过去的美国完全相同。
　　国经济的崛起就在我们眼前，“中国经济威胁”成了日本国内的一个热门争论话题。的确， 中国经济当中有一部分非常顺利。但我们日本人应当把它理解为∶中国人通过很艰难的改革开放过程，现在已开始收到改革的“分红”了。那么对日本而言，迎接中国挑战的正确方式应该是继续其自身改革，以免被中国人赶超。日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致力于内部改革，尤其是改革其产业结构。在此进程中，探寻双赢的中日关系将为双方带来最大利益。

津上俊哉是经济产业研究所上席客座研究员、经济产业省（METI）东北亚室室长。从1994年开始的两年中，他作为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公正贸易推进室长负责入世谈判。1996年后的4年时间内，他担任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部参事官。他参与中国入世谈判长达7年，直至中国最终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