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汇报一点个人私事，2003年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付梓的拙著《中国崛起》中文版，于去年岁末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2001年，“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被炒得沸沸扬扬，这最终成为笔者撰写本书的契机。“中国经济威胁论”充斥着牢骚满腹或是怨天尤人的论调……当时日本经济可以说是正处在困境之中，我出于一种遗憾，或是激愤的想法，暗自下决心要发奋写书。但是，由于当时正担任经济产业省课长职务，时间上不充裕，也缺乏发言的自由，直至2002年夏调任经济产业研究所之后才开始动笔，半年之后成书。写书的本意原本是想表达作为少数派对于社会主流的抗议，不成想该书于次年即2003年末却获得了“三得利学艺奖”的殊荣。尽管我个人一直怀疑是否具有获奖的资格，但却感到自己并非是之前所一直想象的少数派，那种胸中热流汹涌的感觉直至现在也仍然清晰而鲜明。

　　正如日语版的书评所指出的那样，本书虽然题为“中国崛起”，但却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探讨“日本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也想把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于是，日文版付梓后，便开始策划中文版的出版事宜，半年后的2003年夏，译稿基本完成。

　　之后同3家出版社进行了商讨。尽管责任编辑都对本书表示了兴趣，但由于本书最后一章（第6章）涉及到日中关系以及历史问题，每次向出版社提交出版计划以获得批准时，都中途流产。在日本谈到该类问题时，一定会被扣上“共产党的历史教育倾向”的帽子，但是也请各位想一想，先不论政府的官方声明，就说日本本身为向其他国家表明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又作出了多大的努力？至今为止所作的，与其说是努力使对方理解自己，更不如说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论争，让人不禁怀疑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想在日本国内夸耀自己“同中国进行斗争”。出于上述考虑，笔者在书中写下了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理解的内容，这些观点或许“右派”人士并不会赞同。

　　但是，问题在于内容上与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历史观等有所冲突，因此本书总是由于“过于敏感（微妙）”的原因而使出版计划中途搁浅。对方再三表示“如果去掉最后一章，马上就能出版”，可能的确如此，但是这部分内容是笔者本着促进相互理解的目的，考虑日中两方立场的平衡而煞费苦心写成的，而且不仅仅是最后一章的论点平衡问题，还存在着与第1章到第5章之间的平衡问题。“如果去掉就与我的本意相悖了”，笔者坚持己见，结果导致长期无法出版。

　　于是便转而尝试委托地方出版社出版，地方出版社“为慎重起见，请示省新闻出版署的意见”，而该省出版署也很谨慎，说“需要听取外交部的意见”，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如果说“不能出版敏感的内容”，那么在日本就会很容易被歪曲为“背后有共产党的意向和政策”，但笔者知道并非所有的出版物都必须事先经过共产党宣传部门的审查，大多数也是出版社自己作出判断，然后才提交“商榷”的。“这不是逃避风险、明哲保身的做法吗？”……我有一种想骂人的冲动，但是如果换个形势，日本的政府部门以及公司同样也会采取相同的行为模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或许我们必须理解，除了共产党之外，近来还要受到网络舆论压力的出版社，“没有义务冒那样的风险”。

　　时光飞逝，3年之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赶上小泉首相当政，日中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数。受此影响，笔者痛感本书的内容已经过时而倍感焦虑，因此去年夏天决定将该书的中文翻译在本网站上公布，然而此时却有了转机。清华大学教授汪辉为我介绍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出版社），该出版社答应出版拙著。然而由于过去几度遭到挫折，这次我仍半信半疑，心想“这次恐怕也不行吧？”出乎意料的是出版计划顺利通过，中文版的问世指日可待。

　　首先遭遇难产，然而最终付梓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感想：第一，中文版出版之后，一些读过的媒体朋友说“虽然内容比较敏感，能够出版挺不容易的”。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审查方针最近发生了变化，所以以前不能出版的书籍现在允许出版了”。最终给我的印象是负责的“人”所起的作用很大。此前我只是通过邮件和电话同本书的负责人联系，前几天到北京出差的时候才第一次见面，那时才知道出版社内部的决议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在她不懈的努力下，本书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虽然大家都说“不要等待观望而是要坚持初衷到底”，但是在这一点上，好像男儿逊于巾帼。笔者有这种自愧不如的心理，这次又一次得以体会。

　　第二，虽然审查方针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前后日中关系的变化对于本书能否出版是有影响的。小泉首相持续参拜靖国神社致使日中关系明显后退，从而产生了“失去的5年”的状况，另一方面，小泉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也使得中国方面心态发生了变化，最初将其视为“超级大事件”（或许言辞不当），但后来渐渐地也有些习以为常（虽然这样，但是如果认为“继续反复参拜的话中国人就不会说三道四了”是大错特错的）。后来安倍首相上台，中国对安倍首相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并没有丝毫放松警惕，但是当前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不参拜，中日关系就会健康发展”。或许本书也是由于遇到了富有勇气的负责人，才得以受其惠。

　　第三，虽说终于出版了，但从开始执笔到出版已经过去了4年的时间，还是心存遗憾。每当我对中国朋友抱怨说“内容已经过时了”，对方一定会说“那就再写一本吧”。诚然如此，但是最近连博客也疏于更新，哪里还有时间去动笔写作呢？（汗）

后记

　　迄今为止，本书还没有遭到过激的中国网民的批判。我也注意了一下销售情况，在网上书店“当当网”的排行榜上，或许是因为新书的原因，在“世界及各国的经济概况”分类下共计478册图书中，本书进入前40名（顺带提一句，排在第一的是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呵呵，作为一本无名之辈的著作，本书的销量还是不错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