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打交道始于1994年参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在日内瓦进行的多边谈判是与传统的“日中友好”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第一次认识的中国朋友们就是在那里结识的，他们是中方谈判的负责人，英语非常出色，为外经贸部的骨干力量。当时，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屡屡受挫，那些官员们怀着“只有加入WTO中国才能得以发展”的信念默默地努力着，虽然他们较年轻，但出色的人格让我敬佩。这是我从事中国事务的开始，作为日本人，“入道”方式略为独特。

　　1996年，我获得了在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工作四年的机会。海外生活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重新审视自己祖国的大好时机，但亲眼目睹中国的巨变，我所受到的震撼却远远不止于此。中国在飞速发展、进步，这让我痛感身为邻国的日本不能再停滞不前。

　　在北京的生活对我其后的人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文理解能力的逐步增强，我与中国朋友的交流迅速扩大了，正是在那时，我决定毕生从事与日中相关的事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于2004年春天辞去了国家公务员职务，“下海”创办了日中架桥投资基金。这种选择在日本政府官员中极为少见，也许是受到了自我创业愿望强烈的中国朋友们的影响吧！

　　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在于2001年日本突然掀起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让人始料不及的高速发展，给很多日本人带来了冲击，“竞争对手在崛起”这一不安频频袭来。但是，造成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原因几乎全在日本国内，这曾是日本人的共识，所以这十年来才一直在探讨“放宽政府管制、纠正高成本经济结构”，但突然间，整个日本朝野竟然齐声高唱“这些都是中国造成的！”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纯属无病呻吟，是一种把责任推卸给他人的论调。后发国家努力追赶上来，经济发达国家在被赶超的压力下调整结构……这正是自由贸易，过去日本不也是这样赶超过来的吗？中国经济实力渐长，那是中国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并不单单是因为劳动力廉价、人民币汇率低。

　　如果日本同样感到了对手在崛起的威胁，那么，应该做的是努力进行自我改革，日本能做的、应该进行的改革不胜枚举。一味地进行一些无病呻吟、把责任推卸给他人的探讨，这无疑于日本不利，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

　　但日本满朝野的领导人竟然不明白这些一目了然的道理……日本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吗?!我感到悲哀。于是，我想到写书反击这种社会舆论，但当时我在经济产业省担任东北亚课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处级??译注)，正值解决日中农产品贸易摩擦的紧要关头，根本没有时间动笔。最终把想法化为文字的，还是在2002年我如愿调到经济产业研究所之后。

　　如此算来，从我想写这本书到现在，已经历时四年；从该书出版问世，也已经接近三年了。在此期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些让人欣喜的变化。该书出版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开始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起码日本产业界的“中国观”在这三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书中竭力论争的“中国不是威胁”，“日中经济是双赢关系”，这种思考方式现在变成了理所应当。开句玩笑话，在我重读本书时，感觉内容已“过时”，禁不住想搔头辩白：“现在是这样，四年前可大不一样……”。

　　本书也有值得庆贺之事。2003年，本书荣获了“三得利学艺奖”，这在日本是一个很权威的学术奖项，被各个领域的年轻学者们视为“龙门”。本书并非学术著作，我本人也已不年轻，也不能称之为学者，却获得了这一殊荣，据说这源于几位代表日本学界的评选委员们的大力推荐。虽然在“威胁论”沸沸扬扬时，我曾感到过极少数派的孤独，看来我并不是孤军奋战……这让我感到自己了巨大的精神支持。

　　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既有上述让人欣喜的变化，也有让人叹息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冷经热”。我在本书里也提到日中关系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相信并祈祷日中关系很快会迎来曙光。

　　因为当时我期待：日本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正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说的那样，日本人的总体“中国”观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我也期待中国方面出现积极的变化。中国在历史上遭到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其生命、物质及精神上都遭受到了巨大打击，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但改革开放的成就终于使这一创伤开始愈合。在我来看，几年前出现的“和平发展论”正是这一变化的证据！

　　但其后几年的日中关系完全背离了我的期待。当我叹着气观望日益糟糕的日中关系时，我也在反思：在写这本书时自己忽略了什么？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

　　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我忽略了在日中经济进一步紧密化或曰全球经济化的进程中，两国国民中都出现了“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利益两极分化。宏观来看，日中两国经济都获得了“双赢”，但这些利益并非每个国民都能够均等地享受到，也有由此蒙受损失的部分国民。在日本，他们就是那些随着好多工厂搬到中国去而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还有被来自中国的低廉优质进口产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小企业主。在他们看来，中国正是“威胁”。在中国，他们就是那些被剥夺土地的农民，还有找不到好岗位的新毕业生等。这些“受损者”很难接受所谓“双赢论”，其“国际关系观”也应该和“和平发展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我低估了“中国崛起”将给东亚地区带来的影响及其冲击规模的巨大。新兴力量的崛起将动摇地区的原有秩序，引起纠纷甚至战争，这在古今历史上比比皆是。虽然现在“中国崛起”不会引起一场新的战争，但东亚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不稳定状态了。这恐怕与适应一种新的国际状态需要很长过程这一国民心理有关。

　　最近中国几次批判日本前总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每次都表现出“干涉内政”的反感，不少日本国民认为：哪怕国家领导本来不应该参拜，但如果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导受制于中国的压力而取消参拜，那么，今后的日中关系只能更为糟糕。我听到这种论调，不免吃了一惊，“干涉内政”不是小国对大国才会有的反感心理吗？在日本人的脑海里，中国何时成了“压迫日本的大国”了?！

　　中国在心理上也有些不适应。中国人往往拥有“中国很落后”的自卑感，和外国眼中的“中国发展得如此了得”之间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距。虽然哪一种看法更为准确很难得到共识，但这些“认识的时差”往往导致沟通的障碍。我在本书中虽然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但回过头来看，我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

　　虽然我相信日中两国都会发现上述积极的变化，但我估计错了时间。希望将来能够和中国朋友们一起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是我的梦想，但同时也略有不安，那就是该书的内容是否会吸引中国读者？即使在日本，读者们的读后感也是“这本书看似论中国，但实质上是在谈日本，谈日本应该怎么办。”我担心的是花费宝贵时间阅读本书的中国读者，本以为该书是比较少见的外国人“论中国”，但书中相当篇幅谈的都是日本的事情，不知读后是否会有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失望感？

　　希望读者朋友可以这样想：用中国话来讲，这是一本“统战工作”纪录，是一个忧虑日中关系前途的日本人对自己同胞所做的统战工作。您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于中国的一些做法如何反应，可以听到日本人不加掩饰的真实想法。中国现今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中国即将步入应该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周边产生怎样的影响，周边如何接受自己做法的阶段。在这种时候，暂时离开主人公的位置，从侧台观察一下他人的反响也并非坏事。

　　我深切地希望在阅读本书的读者中，能有更多的人关心日本这个邻国，关心日中关系的未来，哪怕多一位也好。象日中这种以互补形式达到双赢的两国关系在世界上比较少见，同时，像日中这样停滞不前，没有发挥出潜在能量的两国关系也比较少见，这实在让人惋惜，不仅为日中双方，还为整个东亚地区。日中关系如何发展将决定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如何发展。

　　最后，请允许我向为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付出努力的人们表示谢意。首先，我要感谢本书的译者??株式会社风树社长李琳女士。自本书在日本出版以来，李琳女士不仅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对该书的翻译倾注了超出本职工作的热情，并为寻找出版社不停地奔走。

　　其次，我要感谢三位活跃在日本的朋友，他们原是中国留学生，现在自己创业成立公司，其中两位的公司已经在日本上市。他们是EPS社长严浩先生、SunJapan社长李坚先生、SANRION社长杜宏先生，他们均认为本书在中国出版很有价值，并为此提供了从物质到精神上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张林先生、格非先生、王中忱教授。在他们的大力协助下，我有幸结识了汪晖教授。没有汪晖教授对该书的赏识和理解，也许这本书就会失去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机缘。在审稿过程中，汪晖先生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他谦和、严谨的学者之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虽然无法一一列名，但我衷心感谢多年来一直支持我的众位中国朋友和师长们。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