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近一两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体低迷中近于一枝独秀的出色表现，同时也由于日本经济挣扎在长期衰退的泥潭之中，度过了一个“失去的十年”，对于那些习惯于“日本先进，中国落后”的思维定势、对中国的崛起缺乏思想准备的日本经济界人士来说，心态的失衡使他们对中国的旺盛活力不单是感到耀眼，而且看成了“威胁”。――这是津上俊哉先生在其新著《中国崛起――日本应该做什么》中对“中国威胁论”的起因所作的独到分析。
我被这本书的内容所吸引，不仅仅是由于自己曾经有在日本留学和工作的经历，更是由于作者的独特经历所带来的独特视角。津上先生于1994年就任日本通商产业省通商政策局公正贸易推进室室长，负责处理中国入世申请过程中日中两国间谈判的有关事宜，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96年到日本驻华使馆任经济参赞，2000年回到通商政策局担任西北亚课长。在此任上时恰逢中日之间农产品贸易纠纷发生，他奔走于两国之间，为解决纠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002年7月，他进入世界知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先生担任所长的经济产业研究所，开始投身于政策研究工作。长期身处日中两国经济关系最前沿，使他对中国经济有了比较全面和直接的了解，也在中国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经济研究者中结交了广泛的朋友。再加上勤于思考的学者气质，使得他能够在“中国威胁论”的一片喧嚣之中保持理性的思考，对日中两国经济关系乃至更为广泛的两国关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在这里，我仅将书中令中国读者尤其关注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做些简单介绍。
■ 质疑“中国威胁论”
从2001年开始在日本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其立论的逻辑关系大致如下：中国经济的崛起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日本制造业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造成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到日本，使“加工贸易立国”的日本的贸易顺差大量减少。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一是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低，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二是人民币的汇率被人为地压低，从而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对于这些论点，作者逐一进行了基于事实和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分析和批驳。
对于“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工资水平低的抱怨，作者首先敦促日本进行一下换位思考。由于日本相对于欧美也曾经处于后发和追赶的地位，如今的中日经济关系与二、三十年前的日本与欧美的经济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日美贸易摩擦激烈之时美国对日本的抱怨就是“与低工资的日本无法竞争”。当时日本的反驳是“生产物美价廉的东西卖给你有什么错”？仅仅过了二十年，日本对中国的抱怨与当年美国对日本的抱怨竟如出一辙。当自己处在追赶地位时能够主张正理，而当自己转为被追赶地位时却将之忘在脑后而大发牢骚，这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的产业兴衰依比较优势而定，随着后发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必须进行相应的产业调整。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变得非常迅捷，后发国家的追赶速度相应提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接着指出，仅以工资水平低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经济活力和产业竞争力。如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出口商品门类的机电产品为例，产品总成本中工资成本只占10％左右，而原材料成本要占到50％到70％。就算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日本的三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对于总成本的影响最多也不会超过10％。换一个视角来看，在亚洲国家之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些工资水平比中国还要低的国家，如印尼、孟加拉国、缅甸等等，但并没有人对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说三道四。之所以对中国的低工资水平有抱怨，只不过是因为中国经济的绩效超出人们对一般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想象而已。
作者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活力，主要是中国二十多年来锐意改革的结果，中国正在享受“改革红利”。而日本国内的改革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进展迟缓，道路公团等特殊法人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过去的国有企业极其类似。高速公路等“官业”的高收费水平、因循守旧的企业间交易习惯、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企业纳税负担等等内因才是造成日本产业空洞化的根本原因。对于中国取得的出色成绩，发自内心地叫一声“好样的”，然后认真地反思自己有哪些应当改进之处，这才是健康的心态。
作者同时指出，一些掩盖了事物本质的统计数据造成了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过分高估，这也是助长“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因素。比如现在人们常常在说“世界上彩电的23％、洗衣机的26％、空调的32％都是中国生产的”就是一例。中国和日本都使用“加工贸易”这个概念，但其内涵大不相同。日本的加工贸易指的是，缺乏资源的日本从国外进口铁矿石和煤炭等生产钢铁，再进一步加工成汽车出口从而获取附加价值的过程。而中国的“加工贸易”主要是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只能赚取比较低廉的人工费。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组装、检验和包装等工序。因此中国的出口增长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那么大。另外一个例子是中日之间贸易的统计。按照日本的通关统计，2001年日本对华贸易有270亿美元的逆差，给人的直观感觉是日本的对华贸易逆差大大增加了。但同时日本对香港却有219亿美元的顺差。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问题的根源在日本通关统计所采用的方法上，对于进口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对于出口却按申报目的地进行统计。在统计上被计入对香港出口的货物实际上大多数是经由香港到了中国大陆，日本实际的对华贸易逆差要比统计数字所体现的小得多。
■ 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
“中国威胁论”的一个主张是：“中国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操纵外汇市场，将人民币的汇率水平不正当地压低”，“其证据是，人民币的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PPP）之间有4.6倍的差距”，“这与设置进口壁垒、提供出口补贴具有同样的效果，并对于吸引外资而言也有不正当竞争之嫌”等等。对此，作者作了如下的说明和解释。
首先，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1994年为止连续调低人民币汇率固然是事实，但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当时中国存在着双重汇率，官方汇率严重高估了人民币的价值。连续的汇率调整只不过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使人民币汇率回归合理水平的举措。由此也可见，现在的人民币汇率并不是缺乏根据的“政策汇率”。其次，中国已经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第八条的批准国，这意味着外汇管理当局只能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买进或卖出来对市场供求关系进行调节。而这种对汇率的市场干预是日本自己也经常采用的手段，并没有值得指责的理由。最后，用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之间的差距来说明汇率被人为压低更是毫无道理。的确，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是市场汇率的4.6倍，但同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印度是5.2倍、俄罗斯是4.9倍，印尼是4.2倍。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是发展中大国的一个共同现象。
作者敏锐地指出，如果像“中国威胁论”所主张的那样让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所产生的结果对他们而言很可能是事与愿违。假设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提高到现在的一倍，那么中国的GDP马上就达到相当于日本一半的水平。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再过1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将赶上日本。听了这些，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大概会感到另一种不安吧。不仅如此。那些以中国的低工资水平为前提在中国建设了出口加工基地的日本企业将会失去盈利能力。由于日本的在华投资累计已经达到很大的数量，这些投资的“资产劣化”将给日本经济带来不能忽视的打击。另一方面，中国进口商品的成本将会减半，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工资成本的上升。由于中国的进口购买力倍增，从外部来看中国市场的魅力也相应倍增。但日本企业为进入这一市场而到中国投资时，投资成本也要翻番。相反，中国企业到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时，投资成本只有原来的一半。所有这些都是日本过去自身所曾经经历过的现象。
在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批驳之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人民币当前汇率水平的看法。作者认为，有迹象表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有些偏低。其证据是，中国外汇储备以平均每月五十亿美元的速度增加，这是中央银行为稳定汇率而在外汇市场上持续购入美元的结果。换言之，如果没有央行的这种干预，人民币汇率将会走高。对于中国维持人民币目前汇率水平的动机，作者作了这样的分析：第一是由于农业、钢铁、化工等行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将给这些行业带来巨大打击。第二，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不利”这种发展中国家汇率心态已经在大众之中牢固形成，这与中国能够感受到汇率升值好处的领域尚未充分发育有关。
作者认为，像中国这样处于上升态势的国家固守现行汇率而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并非上策。这不仅是由于将来有朝一日人民币升值时将会造成巨大的差价损失，而且从汇率高低各自的利弊来权衡对国民经济也是弊大于利。一边是特定行业将会遭受的强烈阵痛，一边是国民经济总体上的长期损失，对二者作更为审慎的权衡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大了。
相对于原著的丰富内容，以上的介绍不过管中窥豹、见其一斑而已。原著由６章组成，约二十五万字，除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之外，还包括了对亚洲经济一体化、日本经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日关系等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借用网上的时髦用语，“吐血推荐”有日文阅读能力而又对上述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设法将原著找来一读。
链接：《中国崛起》
